吴淼

　　1655年，一支由17人组成的荷兰商团来到了“天朝上国”——中国。在京城，他们见到了年轻的顺治皇帝。“皇帝接见使节的广场上铺着二英尺见方的地砖，不但使得广场很有气势，也起到了让来宾定位的作用。荷兰使节被告之要跪在第十一块方砖之后的地方”，这些荷兰人以为很快就可以见到皇帝，但“皇帝派来的大臣先是对使团带来的大部分礼物不屑一顾……继而对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叫‘荷兰’的国家表示怀疑”。这其中，一个叫约翰·纽霍夫的小职员不仅用他的画笔记录了当时拜见皇帝的情景，也留下了西方人眼中东方皇帝的肖像。

　　这些是出现在李弘编著的《京华遗韵——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1598～1902）》里的一幕。作者从小在北京长大，在她儿时的记忆中充满了那些已经消逝的古老城墙和城门。为了重现那些记忆中的画面，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在欧洲特别是英国，以及香港地区搜寻西方人描绘中国古都的版画，并把探查版画背后的故事作为了本书的乐趣与主旨。在这本书中，像约翰·纽霍夫那样记录中国的西方人大有人在，他们当时的身份可能是商人、画师，也可能是传教士。从1598年到1902年，他们在向古老中国输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个神秘东方帝国的兴衰。

　　翻看这本书，你或许会产生一种微妙的、难以言说的阅读体验：那些印刷精美的版画似乎正是本雅明“灵光（Arua）”消逝的范本。他们重现的不仅仅是画面本身，更是对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性的保护和挽留。当然，习惯文化分析的读者会有另外一个思路——从顺治皇帝不知道“荷兰”，到鸦片战争后的被殖民，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封闭的隐喻。在荷兰人登陆中国的一百多年后，英国人也来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600多人的使团来拜见时龄已83岁的乾隆皇帝，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确——得到清朝的青睐，享受比当时欧洲各国更为优惠的贸易条件。虽然此时的乾隆“对一个区区岛国的朝贡也只有几分钟的兴趣”，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觊觎已经十分明显了。

　　当然，如同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科学考察是随同着英国殖民扩张的船只进行的一样，英国使团中的画师斯当东和威廉·亚历山大也似乎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他们充满好奇和热情地描绘着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白河中的大帆船、岸边休息的纤夫和脚夫、传递圣旨的官员、富豪的大庄园、西直门……虽然当时朝廷对使团代表面见乾隆要采用叩头还是英式屈膝礼等细节争论不休，但这无疑为威廉·亚历山大创造了绝好的时间来描绘他眼中的帝国京城。他仔细研究中国人的面部特征，画了大量的肖像特写，并在1805年将它们集结成书，取名《中国人风貌》。而这些东方人的面孔无疑引起了西方人的强烈好奇心，以至于该书在后来的几十年内成为了再版的热门。

　　而到了咸丰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位皇帝已经在西方人眼中成了“清白无知、柔弱”的形象代表，而之后的同治皇帝辞世时仅19岁，无疑在西方人那里更是一幅年幼、孱弱的模样。虽然，此时的清帝国依旧每年有着“皇威浩荡的检阅”——而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八旗御林兵只不过是一种国家意义上的象征罢了，他们根本无法抵抗那些早已脱离冷兵器的欧洲人的侵略。至于到了光绪时期，皇帝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神气，像康熙、乾隆朝盛大的冰场阅兵也已风光不在；而西方人记录下的一个瞬间颇值得我们玩味：在一幅名为《1894年冬日的一天》的画里，年轻的皇帝坐在奥地利皇帝送给他的礼物——雪橇里，在北海太液池上享受着短暂而宁静的美好时光。雪橇虽然豪华无比，但无奈国运已经式微。这一年距离戊戌变法还有四年。这张画无疑也在说明，从西方人的视角所观看到的北京不见得全是猎奇，它也展现出一个不为我们国人所熟知的、陌生的历史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