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家、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20多年一直从事新闻传播工作，资深记者、编辑。

　　读书有大环境，有小环境。有时，大环境可以读书，小环境未必读得下去；有时，大环境不能读书，小环境却想尽办法创造读书的条件。话说上世纪70年代，大环境是不鼓励读书的，人们有太多的理由给读书定罪，往书的身上泼脏水，扣屎盆子；但小环境偶尔也能让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年轻人过一把读书瘾。

　　有一年，赶上《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姚雪垠要来基层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姚雪垠是大作家，那时，很多作家都被打倒了，或者躲在“五七干校”，或者干脆进了“牛棚”。但听说《李自成》第一卷是得到了毛主席夸奖的，既然如此，工厂也不敢怠慢。于是，任务就交给了我们厂的工人理论组。我们都很兴奋，知道是个难得的机会，既能见到作家的真身，又有了要求看书的理由。果然，我们的计划领导很快就认可了，还夸我们办事认真呢。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被允许到首都图书馆的参考部借书，单位给我们开介绍信。

　　当时，我能想到要看的书，差不多都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郭老提到的那些书，我不甘心只看引文，也想看全文。那一次就陆续借了《甲申纪事》《纪事略》《甲申传信录》《明季北略》等书，我边看边抄，抄了几十页，大半本儿，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和见闻。那些天，我是第一次集中读那么多古人的“笔记”，心情好得跟过节似的。近日翻看当年抄过的东西，发现其中还有自己的一些疑问，也记下来了。在抄了《纪事略》以后，我写道：“观此书后半部，张献忠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惨不忍睹，更不堪下笔。良莠不论，一齐杀光，屠尽川中百姓，烧尽川中房屋，将粮食尽数倒入江中，还要杀自己队伍中的非亲信者，甚至无故杀人，还有不失败的？这个问题不知应怎样看法？”当时所以有这样的疑问，现在想来，主要因为张献忠被认为是农民起义领袖，不敢派他的不是。

　　多年以后，回想自己的读书经历，我发现，很多时候是不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读书的。一是面对周围众多的眼睛，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二是想看的书未必能够找到。所以，如果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找书和读书都不用躲躲藏藏的，倒是省了很多事。这就是我所说的曲线读书。正面的路走不通，就迂回一下，绕开正面走旁路，总之，有书可读，就心满意足了。缺点是不能系统，杂乱无章，见异思迁，浅尝辄止。这个毛病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心里敬佩那些术有专攻的学者、教授，说起来，也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自己达不到的，总觉得特别稀罕。

　　扯一点客观原因，也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想读书，想多读书，想读很多有趣的书，只能自己想办法，“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记得当时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看不懂的地方十之八九，虽然发过辅导材料，但我仍然觉着不过瘾。我说，总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吧，如果我们都半懂不懂，怎么给工人们讲解？这个理由没人敢反对，于是，我们不仅订阅了当时唯一一份《自然辩证法》杂志，还能明目张胆地阅读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达尔文的书，不用在意旁人的眼神。那时就看了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括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当时还有一本汪子嵩等人编著的《欧洲哲学史简编》，也是我常用的参考书。尽管这些书我也只能囫囵吞枣地读，常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毕竟开阔了我的眼界，增加了我的知识，使我不必完全相信那些辅导材料。从好的方面说，这也养成了我的另一个习惯，喜欢围绕一个题目集中读一类书，不轻易放走一个机会。有时就是朋友有所求，让我帮个忙，我也认真对待，当成一件事去做，找大堆参考书，这样，不仅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自己也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在我看来，这也是积累知识的一条捷径。

　　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也想读书，可是没有条件。我是不相信这种话的。这么多年，我有一点体会，条件不是等来的，是要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