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溜 北京报道

　　经济观察报：你们那些大院的“发小”们还搞聚会吗？

　　叶京：经常搞聚会，几百上千人。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半集中营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院里。我们最早接触的世界就是大院的世界，院里的往来很密切，不像现在住对面的人家根本不认识。特集体主义，像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样。

　　我们依然如故，但话不多了，话不投机，几十年过去了，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心里彼此之间的那份情还是在的，脱离那个环境后很难再找到真正的朋友。为什么怀旧，是怀念那时代的质朴和真情，是有对比和反差的，但天天陷在那里边，就会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所以这个聚会，我后来就没去了，挺难过的，想去又不敢去，要面对那种特残酷的现实，去了后跟大家强颜欢笑，没话找话，时间长了就是种痛苦。

　　经济观察报：文革对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叶京：老说文革是灾难性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幸运的，所以我从来不抱怨文革把我们耽误了呀，青春被绞杀了呀，我从来不去这样反思，我要去感激文革。如果文革时不是赶上少年的青春萌动期，如果我那时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了，就被赶尽杀绝了——张志新就被送上断头台了，她就坚持真理——所以我说我幸运，如果我是成人，有思考能力了，可能我也是刀下鬼了。

　　经济观察报：你们那拨人那时都当兵了么？有没有上山下乡的？

　　叶京：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别无更好的选择，这是从现实意义来讲。从理想主义来讲，确实想保家卫国，想为国捐躯，想接好社会主义的班。理想主义的英雄情结，人人都有一份，但很快就被现实磨没了，甚至一夜之间击得粉碎。这种情结在我身上相当强烈，那时没当上兵，觉得挺丢人的，除了理想主义，还有种特虚荣的东西，你不当兵就会被人家看不起。

　　事实上，很多上山下乡的，翻过头了又去当兵，这是家庭有一定背景的，没背景的一辈子就在农村过了。有本书叫《走过青春》，摄影记者搞的，图片后面有简介，那就是青春史，惨不忍睹的，一边是理想主义的美好青春纪念照，握着红宝书，一边是现在的照片，哎哟，有的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70年代初，我的好多同学都下去了，只是象征性地待了几个月。我逃掉了，因为我那时还小，不够资格。哥哥姐姐走了，后来又回来当兵。

　　经济观察报：1981年那会儿，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叶京：那时刚改革开放，挺担心前途的，挺渺茫的，大家心里憋着个劲，八十年代初是建国后最具活力的年代，我们这代人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和去向，是从那时开始。

　　经济观察报：最早去广东倒卖东西是什么感受？

　　叶京：虽然不允许走私，但没什么紧张。到广州，就跟出国一样，花花世界，当时说南边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目光如炬，比看美女还过瘾。倒些东西回来后就在路边叫卖。有时开玩笑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先驱。

　　对社会主义概念模糊了，混淆了。实际上没有经济头脑，很好奇，没想发财，没有现代意识的那种办企业啊，什么资本积累啊，只是茫然接受，弄些零花钱，全都花了，吃了喝了。我们说白了就是不太安分的人，很容易地接受新鲜事物，糊里糊涂过来了。

　　在广东经常上当，被打劫过，深入虎穴过，跟沿海的走私贩打打杀杀都有，那阵势都见过。倒石头给人蒙了，挺荒诞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告诉我你有一块黄金，我们就相信。那时恨不得抱着石头睡觉，以为第二天就成百万富翁。倒过石头的人特多。

　　经济观察报：你是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改革开放对你有什么影响？

　　叶京：从改革开放开始，有了裂变，很多人想着要挣钱了。

　　有了文革的真空，人和人之间那种干净的关系，面对改革不至于很快滑落，我们还是保持了很长时间。现在社会的人变得没有内容，挺可怕的事，魂不在了，快剩一空壳。文革的人虽单一，但是有内容的。

　　那时大家都困惑，都幼稚，没有更高的理想，裂变成两种人，一种是按部就班、在单位上班的，一种是走过青春，留在了农村的。我们是另类的，当时认为是自我毁灭，太不严肃，对什么都无所谓，调侃社会，玩世不恭，那时没愤青这词，我们是一帮小愤青。

　　在改革开放时，我们对社会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抵触，不是谩骂，用个词，就叫“无因的反叛”，美国五十年代的一个电影名，这种反叛在我们身上表现为淋漓尽致的“贫”。

　　经济观察报：你们的反叛有什么目标没有？比如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叶京：不需要定什么目标，寻找什么。各取所需、人人平等、无阶级身份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令人动容，但可望而不可及。没有平均主义，平均主义都是暂时的。人是本能自私的动物，饿了会抢，会破坏。

　　我们当时那种生存状态，就是一个无意识的反叛，无意识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大家都处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用官话说，跟毛时代相比，就是没有信仰，信仰就相当于宗教，过去吃饭前祷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碗饭，都是毛主席给我们的。那时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这太可怕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们究竟以什么方式抗争呢？

　　叶京：看着就是臭贫，一副嘴脸，通过这种方式与社会抗争，一方面大书特书自己，一方面否定和颠覆自己，消解自己，既孤芳自赏，又妄自菲薄，就自己遭践自己，或者说妄自菲薄也是为了达到孤芳自赏。青春根本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当你经历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只有过来后一看才知道，我们的青春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特本分，我们是用坏人的行为方式当好人。我们觉得以好人的行为方式当好人，人家会觉得你特假，不能用真积极的方式表现真积极，你说我假积极，我就不积极了。心态扭曲了，时代把你扭曲了，这也是种自我保护。如果我现在去街上学雷锋，别人会说你真傻。其实我们特想真积极。我们很容易破罐子破摔，既然给扣上了流氓的帽子，那我还装什么正经啊，我们只好承认。王朔是让人逼出来的，我是真流氓。

　　其实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过去的崇高的东西已经很不适用了，又没法扔掉，这是我们的矛盾。

　　我们挺会分清敌我的，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永恒的真理。我跟父亲那代人没鸿沟，他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经济观察报：那时跟父母的关系怎样？

　　叶京：那时过得还行，惟一不快乐的就是家庭，极其想迈出家门，不想多待一分钟，在家里受到政治的打压，父母还是那一套，跟他们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快到敌我矛盾的程度。那时探讨过两代人的鸿沟问题，老一代革命前辈跟我们这样的子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现在回过头来，跟80后相比，那不算鸿沟了，我们算是继承了他们的遗志，承上，但启下做得不好，跟80后孩子们，这才叫代沟，彻底没有共同语言。我们跟父母还是有共识的。其实我们骨子里非常传统，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掩饰自己的外衣，内心还是有很多很痛苦的东西，就像王朔说的，我的内心有无限的光亮和黑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了，很可怕，民族性都是瞎掰。

　　经济观察报：你的性情跟王朔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叶京：我比他更刚愎自用一些。他比我更柔弱一些。我更直白，不会给自己留余地，不想太多。一帮人打群架，我可能照着最要害的部位一刀下去，王朔可能会想，操，我也想当这英雄，不能让人觉得我不敢，但我不会捅要害部位，可能会给屁股或大腿捅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