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常委连续两次开会，批评彭德怀同志，实际上是在算“历史总账”：

　　毛主席指出，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说彭德怀同志31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又说彭德怀同志与他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会议认定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并说彭德怀同志“要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改造世界”，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在谈到彭德怀同志反对毛主席时，林彪说：彭德怀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个人要求，他是想来当个大英雄”。“毛主席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会议强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就是要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主席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第二是路线问题”。在谈第二个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又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这一天毛主席还给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这就表明全会要把主要锋芒放到彭德怀、张闻天同志身上，放到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上。

　　毛主席讲话后，全会先开小组会，后开大会。不论小组会，还是大会，其中心内容都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其倾向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向彭、黄、张、周，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如有人说彭德怀同志伪装“爽直”和“朴素”，他对待人可以概括成“压、打、拉、推、赖、装”。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虽然大家口头上都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则重复了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彭德怀同志8月7日在小组会上讲的几句话，很能说明这次会议的气氛。在接连不断的追逼下，彭德怀同志说：“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发脾气。他说：“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在这种气氛下，是很难客观地讲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战友好心规劝彭德怀同志“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于是他们便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8月16日，即最后一天，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历数彭、黄、张、周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大会通过各项文件后，毛主席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头一个阶段，还照我们那个老轨道，那个总结法不对头，后来出来了对立面，引得我们大家注意了，那个时候起草的19个问题，那些东西都放到第二位去了。总结经验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又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这次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从纠“左”到“反右倾”的转向？这似乎很难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也感到困惑。经过仔细思索，我认识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当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7月29日，毛主席在《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等材料的批语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而问题在于我们一哄而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恰恰违反了这个基本原理。然而毛主席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毛主席在8月5日的一个批语中又说：“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总之，毛主席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天经地义。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也对它们作了很高的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