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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的胳膊是如何致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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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们所见到的诸多著述中都没有或者很少提及的是，周恩来出院后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同时还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了磋商。在这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作了一项决议，无疑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了解并解决了陈郁的问题，把他调回莫斯科，准备带他一起回国。关于陈郁的问题，我们在档案中也发现了他的一份鉴定材料。这份材料这样写到：陈郁，波列沃依，化名李文。1905年生于广东。1931年到莫斯科，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直到现在。在莫斯科时，“1932年，王明指控陈郁有反党反革命活动以及参加组建(罗章龙)第二党的活动。陈郁用俄文写了检讨，承认了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根据1933年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停止他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习，并派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参加生产实践。在那里他作为技师工作到现在，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郁一案，任何一级党的机构都没有调查清楚，而且就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作过任何党的决议。”周恩来证实他是中共党员。有关陈郁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交联共(布)中央监委审查，而且应有周恩来参加。这份档案的签发日期是1940年1月16日。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1940年3月，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乌鲁木齐到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9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回国时带回。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还有小型摄影机等物品。另外，当时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一些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带在身边，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周恩来一行的飞机在伊宁稍事停留，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检查。到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在这里总共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在新疆周恩来再次和盛世才进行了谈判，接见了中共在当地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到兰州又停留了三四天后，3月25日到达延安。（来源：《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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