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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改造外国妓女纪实 |
| 环球时报 |
治疗性病送回故国 传授技术安排工作
| 旧上海一家东洋妓院的招牌 |  |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日侨聚集区，这里曾云集着许多家东洋妓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催生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
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建国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果断地关闭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
“西域葡萄”进入中国
在旧中国，外国妓院通常被叫做“外国堂子”———这些由外国妓女组成的妓院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数量最多。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粗略估计，当时上海的外国妓女有可能达万人之多。
旧中国的外国妓女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妓女、东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妓女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妓院。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们的国籍，干脆把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妓女统称为“西域葡萄”。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拐卖贩运来华。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各国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备受摧残。
东洋妓女沦为日本军妓
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数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密布的东洋妓院已成为上海邢家木桥、虬江路一带的独特“景色”。上海的日侨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叫“东和馆”的歌舞伎馆。考虑到日本歌舞伎一年中仅来上海几次，“东和馆”被设计为多功能建筑：它的中间是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剧场，四周是相互隔离的单间。如有大型演出时，单间的门就全部打开，成为看戏的包厢；平时则关上门出租给日本妓女作妓院用。日本妓女的泛滥引起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一些士绅更是指出：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军大量增兵上海，为了稳定军心，上海的东洋妓女常被带入日军军营“慰安”士兵。同时，日军也允许士兵在节假日赴东洋妓院，所以上海人常把东洋妓院叫做“军妓院”。
1945年日军战败后，在华的日本妓女多被遣送回国，东洋妓院也随之在中国销声匿迹，但仍有一些日本妓女滞留上海，四处流窜谋生。
白俄妓女成为在华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大批白俄难民转道中国东北南下上海。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略通英文，可在欧洲人开设的公司里寻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苟且偷生，一些白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到欧洲人开设的酒吧做陪酒女郎，到舞厅做舞女。由于雇主的苛刻，她们的收入甚微，那些原来在本国生活条件不错的白俄妇女心情不畅，精神压抑，很多人为解愁而染上了烟瘾、毒瘾，其中不少人为了支付生活开销而从事公开或半公开的卖淫活动。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餐饮业和娱乐业，不少舞厅相继关闭，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为生存只得改行当妓女。在上海发行的俄文报纸曾报道称，在当时的黄浦路、百老汇路、南京路以及外滩，到处都是睁大眼睛、猎取嫖客的白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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