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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月经典故事:半个是才女,半个是商人

《富女钱经月月红》东方出版社作者:何牧

  ——香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仙

  女性也能创办企业吗?很多人不以为然。有钱的女人固然不少,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女富豪全球有20位。但都是些什么人呢?无非是英国女王、荷兰女王、美国沃尔玛公司创办人的遗孀、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之女,所获财产不是父亲给的便是丈夫遗留的,皆因其父或其夫逝去,面对窘困不得不半路出家。

  由此可见,女性创富打天下是不灵光的。

  她们最多能做到守业有道,然而继承来的产业并不是白手起家,比起从零到有的创业致富,这些女企业家都不能令人景仰。

  真是这样?似是而非,其实继承来的产业麻烦最大,“富家女”的处境往往糟糕得可怜。1.身不由己被推向另一扇命运之门出生于1932年的胡仙,其幸运可谓人人羡慕到眼热。她出生后才三个月,就被胡文虎所抱养。而这胡文虎,正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东南亚一带名闻遐迩的“万金油大王”和“星系报业巨头”。

  从此以后,胡仙成为一名迈出闺阁即入校门、两耳不闻家庭琐事的千金小姐,老百姓家的柴米油盐要多少钱一斤,与她有何相干呢。

  养父胡文虎一辈子的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她虽然耳有所闻,但犯不上用心打探,而且耳听为虚,她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做生意的甘苦滋味。

   胡文虎之父胡子钦是福建省永定县中川村人,因家乡百业凋零而被“卖猪仔”到南洋谋生,他于1861年只身漂洋过海,到了缅甸的首府仰光,凭着他学过的一点中医知识在一处僻静街道上开了一间中药铺,名叫“永安堂”,卖些常用的丹膏丸散之类,生意倒还过得去。胡子钦娶妻生有三子,长子文龙、次子文虎、三子文豹。文龙早逝,1908年胡子钦去世后,遗下永安堂药店由文虎、文豹继承。

   胡文虎精明勤奋,胸怀鸿鹄之志,他将父亲从祖国带来的“玉树神散”用科学方法补充进去一些西药成分,主要是阿斯匹林之类,创出百病可治、价廉物美、便于携带的“万金油”。后又重金聘请中西医师,搜集中、缅古方,研制出药品百余种,经过去粗取精制成的虎标良药,还有清凉水、止痛散、八卦丹。当时东南亚一带的人,常因天气炎热而头痛发晕,服用后很快就好了,因此,永安堂的“万金油”等成药声名日盛,畅销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新加坡一带,成为生活在赤道上的人们的必需品。胡文虎由此赚了大钱,在东南亚成了颇有名气的人物。

  胡文虎对办报的兴趣,源起于推销永安堂的虎标良药。二十年代中期,永安堂在上海设了分行,为了推销虎标万金油,花了巨额资金在上海各大报刊登载大幅广告,收效甚大,使万金油在江浙地区畅销起来。

  精明的胡文虎从中悟到,药品的销路不仅取决于其疗效顶用的实惠,同时还取决于宣传推销,既然如此,与其花那么多钱请人家登广告,还真不如自己办份报纸来得经济。如果有了自己的报纸,既可以大登特登自己的四种虎标良药,又可以兼营印刷业,还能节省每年印制大量的包装袋及说明书的大笔开支,原来支付给人家的广告费和印刷费就变为了报社的收入,真是一举几得。

  1929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了他的第一家报纸《星洲日报》。1935年,他购置了平版卷筒印刷机,又增办了每天中午出版的《星岛日报》。尝到收益的甜头后,胡文虎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在厦门、香港、福州、泰国等地创办了十六家中英文报纸,报名都冠以“星”字,被人们称为“星系报业”。一个人独资办了这么多报纸,在风云变幻的报界商海游刃有余,除胡文虎之外,在中国没有第二人。然而,好运气一般都来得慢去得快,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在去檀香山旅行途中去世。

  这时候,一直生长于胡氏豪门中的胡仙,从小到大都过着富足而平静的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作为校园里的一名高材生,她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父亲的辞世,使得浪漫的艺术之门突然朝她关闭,这位年仅22岁的千金小姐,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另一扇命运之门。

  胡仙分得了父亲的遗产,获得了《星岛日报》、《星岛晚报》的全部控制权,她从此踏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人生道路,对于经商之道实在不曾知道深浅,当时的胡仙完全陷入困境与窘态。

  作为学校的高材生,胡仙虽然在少年时就已开始写一些文章,对报纸有感性认识,凭这个条件到某个报社挣一口饭吃固然没有问题,但要她管理领导一个出版企业,指挥公司里的层层职员,光凭这点知识则实在是远远不够的。

  职员们都知道新老板对办报不熟悉,对商业一窍不通,深为报社的前途担忧焦虑,只怕报纸办砸了,大家以及妻儿老小的饭碗也要砸了。胡仙分明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自己的成败事小,全体职员的命运和生计,都系于她一人之身。

  头一天上班,胡仙的内心特别紧张,一想到自己往经理的椅子上一坐,各部门主任鱼贯而入请示汇报,她的心就怦怦地跳,只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早餐一口都没能吃下去。因为她对该怎么批示胸中无数,更不知道给人家什么回答。

  寡嫂陈秀蓉为她捏一把汗,她对胡仙说:“今天是你第一天到经理室上班,嫂子陪你一道去吧。”

  胡仙含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苦笑一下说:“人家见了会怎么想?经理要人陪着上班? 难道还是个孩子不成,实在不成体统。”

  她穿着很朴素,没有戴耳环首饰什么的,秀美的面孔不失睿智、机敏、精干,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提着个文件袋,夹在上班的人流中走进了报社,踏进了经理室。她是想让大家看到,她是与他们一样的一个普通人,到这里上班的不是企业的“新巨头”,大家只是彼此分工不同,司职不同罢了。她和同事们相互点点头,这种自自然然的气氛就这样地开始了。

  她没有坐在经理室的椅子上,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去见面,而是主动挨门挨户到报社各科室造访大家,她平静而话语不多,也没有作任何指示,只是问各部门头头有哪些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又同编辑、记者们见面,仍是几句简单的话,她说知道大家很辛苦,工资也不高,她—定要和大家一起把报社办好,希望大家支持。

  本来,有些负责人觉得她少不更事,坐直升飞机一下子就当上了老板,很想看看她空降后会怎样地摔得鼻青脸肿,有些幸灾乐祸的心理,可是,人心真奇怪得很,当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没有任何骄横虚荣的气息,虽然稚嫩但很实在,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负责人们想发泄的一肚子怨气却不知何时就消解掉了,其实员工们只要一个尊重和信赖,有这些也就足够了。

  胡仙头一天上班的情形给报社员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认为她很有涵养,不像初出茅庐的22岁的娇小姐,而像是干大事业的人。

  然而,光有一个好的初步印象是根本不够的,再好的印象也会很快淡化下去,必须要尽快掌握本领,做出成绩才能令人信服。当胡仙接手的时候,星系报业的各单位有盈有亏,经过她的一番努力之后,整个报系达到了基本平衡并略有盈余,每年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但是,像星系报业这样大的一个摊子,光挣这点盈余简直是杯水车薪,坐吃山空。

  在当时的香港,普通市民买一个中档套间就要几十万,如果把这笔钱折合为报系职员的工资,也仅够支付一年。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不断告急,胡仙心里不能不七上八下,她意识到,她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尽快使“星岛”摆脱经济上的窘境,否则,别说把一份报纸办好办得出色,假如生存都没有保障,一不留神就可能关门,“好”和“出色”从何谈起?因此,一份报纸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从这个意义来说,一份能赚钱的报纸就是好报纸。

  你如果在大机构工作过,便会知道,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出、有权可掌的负责人的职位,一定会成为众人争夺的目标。尤其是在报社这种机构里,往往是赚钱不多麻烦成灾,人事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早在1951年,胡仙就经历过了那时发生的“林霭民事件”,当时林霭民与胡文虎二十多年的宾主关系一夜之间彻底断绝,林霭民去职时带走了编辑部十几个主要工作人员,使星岛报业的元气受到损伤,这件事也加速了胡文虎的去世。

  这件事给了胡仙一个深刻的印象,企业里的争权夺利是千古不易的,“星岛”是一个大机构,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它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资深人员尤其是编辑部人员的问题,便显得特别突出。

  胜者为王,各部门负责人为了巩固其本身地位,必然募集党羽形成一种势力,然后把持报纸的经营方针,直到读者不再买账时才会改弦更张,但那时候必将会给报纸造成损失。至于败者,多数为寇,很可能挟私夹怨,处处让报社难堪,加上报纸又是大众传播工具,对政治特别敏感,稍有不慎,极可能打破饭盆大家全甭吃饭。

  胡仙曾经感慨地说:“我在报界一‘跳’下去,转眼间就是二十多年,当初像遇到一团乱钢丝,摸索了三四年才摸清门路……”

  她的话虽是指办报之甘苦,弦外之音是人事问题难处理。

  上任后,她的第一步便是从管理体制上入手,她在报系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的管理方法,即由总公司制定一个方针和基本的业务范围、利润指标,具体事情由各事业部门承包负责,人员培训、工作协调、计划安排、绩效考评,均由各事业部负责。

  这种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管理办法立即见效。第一年,各部门的利润几乎翻了一番,职员们的口袋比以前沉实多了。

  胡仙牢记父亲“以商养报,以商救报”的遗训,增发了欧美航空版,把报纸同时销往台湾。大家都佩服这位新老板的能力,说这个年纪轻轻、斯斯文文的姑娘,“比她父亲还厉害”。后来有人问她:当时你凭什么那样镇静,后来又是用什么灵丹妙药把事业搞得更加红火呢?

  她讲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话,她说:“我有什么特别?我只不过看准了路,凭信心走下去罢了。没有先知先觉,只能实实在在地走路,一路走过来,永远是战战兢兢的。”2.第一位获得“卡尔·范·安达奖”的中国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一度刮起了一股风潮,传言“共产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二战后刚开始繁荣起来的市场,突然因此而冷却下来,使香港经济进入了萧条状态。

   这时候的“星岛”,由胡仙接手后,刚有起色,便遇到这样恶劣的“大气候”。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报纸每天销往欧洲各大城市,同时销往台湾。由于这个传言,海外的代理商纷纷要求尽快中止合同,担心香港被共产党拿过去后就来不及了,于是,“星岛”报纸每天在送出去的时候,总要拉回来头天没有卖出去的许多报纸,公司当然亏损,形势十分严峻。

   胡仙面对着严重危机,沉着冷静,没有惊惶失措,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立即奔赴祖国大陆打探虚实。她及时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如实转达给报社员工,知道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后,员工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从而安心专注于报社工作。她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台湾、美国、巴黎、澳大利亚,向各代理商、经销商阐明局势,打下保票。与此同时,她到街上做调查,对报纸的版面作了许多改革,使报纸的内容与社会生活贴得更近。

  胡仙所做的这一切,不仅对《星岛日报》的生存和发展十分有效,而且对稳定投资者,恢复香港的繁荣也起了一定作用。

  那一时期,胡仙为拓展业务,时常往来于英美等国家,由于她生性谦虚,有时也受到好的启发,比如说有一次在旧金山,胡仙在街上偶然遇见一位陌生的华人男子,当他听说胡仙来自香港,便向她打听有关香港的情况,那男子问她:“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前景如何?能告诉我吗?”

   路遇这位陌生男子之后,胡仙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里也需要一份中文报纸,成千上万的华人身居异域,他们渴望得到本土的消息,而这是他们无法从异域得到的。”

   这件事触动了胡仙的经营思路,她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很快,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和伦敦,便都有了《星岛日报》海外版,“星岛”的新闻通过卫星,传讯到这些聚居着大批炎黄子孙的城市。

   不久,胡仙又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出生的新一代华文报读者,与他们的上一代移民已有所不同,由于缺乏语言环境,他们的中文水准越来越低,看不懂文质彬彬的书生气文章。根据这种情况,胡仙又将海外版的某些篇幅以两种层次的文字刊登,以供对照阅读。

   进入六十年代后,电视作为一种新传播媒体,对传统的平面媒体造成了直接威胁,香港电视一天24小时播放,什么新闻都有,现场的实感不是文字描述的报纸可以媲美的,而且买报纸要掏腰包,电视却几乎免费地切入了香港人的生活。

   报社内部有不少人觉得搞报纸没前途了,报纸早晚要被电视取代,有的记者干脆交出了记者证,应聘到电视台去发展。

  胡仙决不相信报纸就这样完了,她决心一定要把报纸办下去,而且要办好,于是她开始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半年的跟踪调查,胡仙从汇集的信息中发现,人们并不是不需要报纸,而是不喜欢那些干巴巴的新闻,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报纸上的文章具有可读性。有一位读者的话对胡仙震动很大,这个被调查的读者说:“今天的人这样忙,希望读报而获得愉悦,就是寻人启事也应该让人读得轻松啦!”

  读者是上帝,这是报纸仍然可以获得生存希望的信息,胡仙找到总编们,向他们提议:第一要增加报纸的信息量,加强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行政界的联系,以增加反映各界的信息;第二要增强报纸的可读性,文章力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有趣。胡仙说,我们不是要与电视抗衡,而是让报纸同电视合作,加强对电视节目的预告、介绍和评论,求得共存与双赢。

   星系报业因此又战胜了一次冲击,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更上了一个新台阶,1973年至1974年度的《星岛日报》,缴税后的盈利近1500万港元,这是令欧美很多大报发行人也极为眼红的。

   今天的香港不同以往,报刊日益增多,人口数百万的香港,报纸多达一百多家,与其他行业相比,报业的竞争十分激烈。胡仙在竞争中表现出非凡的魄力和胆识,她彻底改变过去的发行办法,利用通讯卫星把当天在香港发行的报纸内容传送到纽约、巴黎、伦敦,在当地做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为此,胡仙不惜血本,聘请了许多外国专业人士作顾问,在报社安装了电信设备,接收报社派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发回的信息,星系报业的销售量突飞猛进。

   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继续出任董事长。

   星岛报业有限公司改名后的第二个月,发行上市股票。当时正值股市欣欣向荣之际,她的公司不失时机地把412.5万股股票上市。

   香港市民看好星岛报业的效益,尽管每股二元的股票升值后卖六元,市民们仍然争相购买,在股市的高峰时刻,“星岛”的股票竟被炒至每股二十余元的高价。

   “星岛”上市前,胡仙本人拥有96.7%的股权,“星岛”上市后,胡仙本人仍持有86.7%的股权。如果按股市高峰期的价格计算,胡仙在“星岛”的股权就值4.3亿港元。

   到八十年代,星岛报业已由胡仙接手时的年利润百万元左右,一跃而至年利润1亿港元,而“星岛”的女主人,也由当初文弱的千金小姐,终于变成世界瞩目的最有财势的女人之一。

   “卡尔·范·安达奖”是美国俄亥俄大学颁发给对报章出版及新闻业作出长期贡献的人士的最高荣誉。该奖项自1968年创立以来,只颁发给美国的出版家和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在1988年却颁发给了胡仙,使她成为第一位得奖的外国人,并使“卡尔·范·安达奖”从此成为国际性奖项。

  “卡尔·范·安达奖”何以对胡仙独加青睐?

   《星岛日报》是以中文出版及中国人所拥有的报业集团的“旗舰”,它是最大规模的中文报业集团,虽然与西方国家的大型报业集团比较,它还是逊色的,例如外国的汤普森报业旗下拥有97份报章,甘尼特报业拥有90份,梅铎集团也拥有50份。

   但《星岛日报》从创刊以来,已取得华文报界历史上罕见的崇高地位,在胡仙的领导下,它做了其他报业人士不敢尝试的事情,而且取得了成功。

  胡仙将《星岛日报》发行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7个主要城市,7个地区都沿用《星岛日报》这一名称,而且每个城市出版的《星岛日报》都拥有自己的印刷系统、编辑部、采访记者,都有独立的发行渠道与广告办事处,使得不同的海外版都有能力各自刊登当地的广告,而以多伦多版最为成功,每天都达54页之多。

  香港本埠、祖国大陆及国际性的新闻,都在香港的编辑部拼版,然后由卫星传送到不同城市的“星岛”海外办事处;地方新闻,则由当地的工作人员报道,因此,在香港、三藩市、纽约、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与伦敦七大城市出版的《星岛日报》,都各具特色,并在财政上取得成功。

   著名的《纽约时报》,曾经试图在洛杉矶刊出西岸版,结果只维持了两年,在1964年宣告停刊;后又试图以同样报名发行欧洲版,结果严重亏损,于1967年停版。其他报章虽然也有用同一报名发行不同地区性版面的例子,如日本的三份大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分别在日本5个城市出版,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出4个地区版,但那都只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发行,它们都不能做到像《星岛日报》那样,在海外独立出版。

   只有《国际先驱论坛报》接近《星岛日报》的模式,但这份报纸却只做到在全球十个大城市印刷,而没有在这些城市进行采访、编辑和出版。至于全美发行的《今日美国》,情况也大抵如此。

   长期以来的传统,报章多以出版区域作报章的名称,如《纽约时报》即以出版区域命名,这也是《纽约时报》欧洲版、西岸版失败的原因,因为读者偏爱阅读居住地出版的报章多于外地的报章。

  为了保持报纸在读者心中的信用,海外版办事处所提供的服务经常是令人喜出望外的。1981年7月,加拿大邮政大罢工,香港至加拿大的邮递服务中断,《星岛日报》便免费增辟“加拿大读者代邮”服务,短短一周内为两地共代办函件六千多封,帮了读者的大忙。有一年在纽约,欢度新年前夕下起了暴风雪,数以千计的汽车被陷入冰封的白色世界里,动弹不得,市区积雪厚达22英寸,交通停顿,全部华埠报纸停刊。但是,当《星岛日报》的传真版准时传到时,一声总动员令,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冒着大雪,气喘吁吁地分头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胡仙以她的所作所为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取得了改变传统的成功,显示了开创先河的魄力,俄亥俄大学斯克普斯新闻学院院长在颁发奖项时说,《星岛日报》为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而胡仙是惟一一个适合接受“卡尔·范·安达奖”的外国人,她是一位“思想与行为国际化”的出版家,她的可取之处正是面向世界。

   胡仙的获奖,显示中文报纸受到国际重视,它无疑是中文报业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除此以外,胡仙还创立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成为该会的永久名誉会长并担任国际新闻协会两届主席。

   1988年,《星岛日报》迎来了它的第五十个春秋。美国一些大城市相继宣布8月1日为“星岛日报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加拿大总理莫朗尼、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港督卫奕信等各政要都发来贺信。

   胡仙,用她34年的奋斗,把父亲胡文虎当初只为能省下广告费而创办的一张普通报纸,办成了“全球第一份国际性报章”,她获得“卡尔·范·安达奖”是当之无愧的。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赞誉她是“非凡的女社会活动家、作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家、经济强人”。3.“她比父亲还厉害”香港女儿接手父亲企业的例子不少,如鳄鱼恤机构的陈美丽小姐等,然而,像胡仙这样接管了父亲遗留下来的难以管理的报社,并于若干年后将其空前发展壮大的案例,在香港至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星岛”报业耸立在香港北角的新闻大厦,从正门进去,乘电梯到达九楼,门开处可以看到鹅黄色的地毯铺满了整个一层,面积相当大,颇有气派。

   这里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的神经中枢,胡仙将会客室、办公室、经理室集约在一起,所以并不宽敞,其中惟一的装饰品是一幅水彩画。活像餐桌的一张办公桌上堆满了信函和文件。奇怪的是,办公桌没有抽屉,这是胡仙处理事情、作出决策、批复文件的速度很快,她批准一项计划不需要旷日持久,但是,如果十天内还没有批下来,那就是不获通过了,正是这种坚定的毅力,才使她干什么都有一种强烈的效率追求,经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报业,就是这样坚忍不拔地一路走向世界。

  八十年代初,《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之后,胡仙曾一度担心胡氏的家业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可能被没收,于是将“星岛报业”迁至澳洲,重新注册,现在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正在胡仙心灰意冷之际,她认识了受聘于澳洲银行派驻香港的上海人宗德騂,在宗德騂的游说下,胡仙恢复了对香港投资的信心,不过这一次她投资的方向是地产业,而且她进军的雄心勃然升起。

   她立即杀回香港,与具有新西兰背景的“怡胜太平洋”联手,以6.36亿港元购入广东道太阳广场的地皮;不到一年,转售给日籍华侨孙忠利。胡仙个人和星岛集团各获利一亿多港元,胜过报纸业务两年的盈利。

   此期间,她接受一家刊物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现在能令我提起兴趣的,不再是长线投资,而是一些可在短时间内带来利润的交易。”沾沾自喜之情,溢于言表。

   尝到第一次甜头之后,胡仙与新西兰“怡胜太平洋”的原班人马再次出击,于1986年9月组成基立实业,以两亿多港元向奔达国际购入半山ClovellyCourt,以及位于山顶柯士甸道16号—20号的住宅物业,准备翻新,以期增值。

   不幸的是,一年后出现了全球性股灾,“怡胜太平洋”的母公司资产跌价,被债权银行追讨而需出卖资产解困。香港当时的股市虽跌,但地产却依然坚挺。到1988年4月,胡仙和新西兰“怡胜太平洋”把基立实业股权出让给经营免税店的兆亚集团,没有出现大宗损失,还赚了两千九百万港元。

   在基立实业出让两个月之后,胡仙再次出击,这一回她是单枪匹马,通过星岛集团运作业务。1988年6月28日,她以1.4亿港元购入深水湾香港道的Deepdene住宅物业,几天后又以1.7亿港元购得中环干诺道的三和大厦,两处合计投资3.1亿港元。不到一年,胡仙将两处物业出售,卖了4.12亿港元,净赚1亿余。四年之内,胡仙屡战屡胜,仅通过地产业的投资,净赚了三亿多港元。

   近年来,胡仙不断地扩充业务,在澳洲投资酒店、涉足银行,在欧洲开展了印刷、出版、商业等。她还开了几家装修得极为漂亮的高档礼品店,在旅游业和餐馆业方面有良好的投资,她属下及联营的机构多达三四十家,遍布全球各地。

  胡仙的确是一位赚钱高手,对于她的成功,她的朋友是这样解释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她会处世,而且不断学习,衣着随便得绝对看不出她的富有,待人接物从来没有架子。

  她自己的名言是:“不要随便得罪人,不要轻易拒绝人,结交有分寸,但善交朋友。”

   据估计,胡仙的财富不少于10亿,如果算上祖先留给她的财产,总数已愈百亿。今天的星岛报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集团,拥有上百万读者,它控制下的印刷、发行企业分布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企业,胡仙继承来的产业已经实现了飞跃。

  人们评价胡仙说:“半个胡仙是才女,半个胡仙是商人。”

  二者的有机结合,正是胡仙成功的秘诀。4.弘扬父亲的爱乡精神 贵为富豪的胡仙,像其先父胡文虎一样,热衷于服务社会,这是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高贵品质之一。胡文虎早在《星岛日报》创刊伊始,就出钱出力,接待因日寇侵占广州而逃避战乱的来港难童,又派人去云南扩充孤儿院,造福无数儿童,爱国爱乡爱民。

   胡仙接手《星岛日报》后,从1956年起在香港开展济贫运动,始终没有间断,历年来累积捐赠济贫款达数千万元之巨,受助人士一百多万人次。

   “即筹即派”是“星岛”济贫运动的最大特色,对于所筹集的“善款”,胡仙总是立即作出最有效的分配和运用,通过香港政务处的协助,赶在每年春节前派发,受惠者远及港岛与偏僻地区,使人们倍感温情。

   从1976年的第二十一届济贫运动开始,胡仙又设立了“星岛基金”,积极推行各种社会福利工作,济困扶危,贷款赈助贫寒人家的学生,设立工业训练奖学金,使无数清贫好学的学生能安心学业。

   1983年,济贫运动响应联合国创立国际伤残人士年的倡议,拨出部分“善款”,发起“轮椅康复运动”,为伤残人士购买轮椅,使一大批伤残人士受惠。

   通过服务社会活动,胡仙的大名在香港可谓家喻户晓,中下层的市民从“星岛”报的扶助济贫运动、轮椅康复运动中知道了她,学生、教师和其他各阶层人士,从她主持的业余歌唱比赛、全港中学生公开辩论赛中知道了她;妇女们从她举办的环岛竞步比赛、全港烹调大赛中知道了她,孩子们从儿童绘画比赛、儿童健康比赛中知道了她……

   香港政府授予她“太平绅士”荣誉称号,英国女皇授予她BOE勋衔,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杰出人物才能获得的殊荣,英国女皇赞誉她是“女中豪杰”。

   在解放前,胡文虎先生为造福家乡乐善好施,慷慨大度,义举数不胜数。但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极“左”派的错误行径,胡文虎先生被推到人民的敌人的地位上,造成了一个“莫须有”的大冤案。

  但胡仙始终没有忘记祖国,也不能忘记家乡,她于1993年3月首次返乡祭祖,先是投资二百万元重修了先父在家乡中川的虎豹别墅,设立了胡文虎纪念馆,接着又独资捐赠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将在福州、厦门、广州和汕头所继承的先父房产的一亿元收益悉数拨给基金会。

  她又捐三百万元兴建了“胡文虎小学”,将广州的永安堂大厦产权交给广州市政府,后建为少年儿童图书馆。

   从1994年起,胡仙还积极为大陆贫困地区捐建“希望小学”,并打算通过逐年捐建多所小学,完成先父胡文虎建千所小学的遗愿。

   对于她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胡仙平淡地说:“我喜爱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一切,这令我感到很充实。”

   除此而外,《星岛日报》海外版还为旅居海外的同胞同样提供多元社会服务,在悉尼,有人要寻访海峡两岸音讯断绝多年的亲友,《星岛日报》义不容辞,免费相助。事无巨细,只要能帮上读者的忙,“星岛”总是尽力而为,例如越南战争以后,它连续多年刊登“印支难民通讯”,这是一件费力无收益的事情,但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许多流离失散的骨肉获得联系,劫后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