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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赶超伦敦和纽约

《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浙江人民出版社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

  即使亚洲和中东的金融中心地位在不断上升,但它们对国外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仍远不如纽约或伦敦。例如,作为一个繁华大都市,东京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购物环境,一些导游手册还对东京的餐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日本本身也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成员国之中,日本接纳的外来移民数量最少。在日本的外国人少得可怜,以至于在街上或地铁里突然看到一个外国面孔都会让人觉得不自在。在全日本的参加工作的人口中,只有1%是外国人,这还包括非法工作在内。而这个比例在发达的OECD 成员国里是最低的。

  简· 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中写道:“城市的多样性从何而来呢?人们有着不同的品味和需求,人们利用不同的技能提供各种服务,人们怀着不同的梦想,紧紧聚在一起,这才造就了城市的参差多态。”但这样纷乱的需求,不太可能出现在东京和新加坡的摩天大楼、购物广场中,至少在当前就我所知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前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埃德温· 杜鲁门(Edwin Truman)对金融大玩家们的长期优势地位也给出了自己的注解。他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采访时说:金融业中“有一种巨大的网络效应和聚集效应”,如果在一个地区聚集了大批拥有不同领域技能的金融专业人士以及为他们提供相应服务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那么这个地区将在金融领域获得巨大而长久的优势。杜鲁门认为,从零开始建立这样密集的人才网络是极其困难的,而新兴的城市要想在全球金融版图中取得优势地位,却又无法绕开这个过程。“比起20 年前,中国香港、上海、新加坡和东京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它们能否用下一个20 年来赶超伦敦和纽约呢?我猜它们做不到。”

  这些新兴金融城市的金融业领导者和相关机构也都承认这一点。他们把“走出去”作为自己的关键发展战略,要把机构开到纽约和伦敦,去利用那里现成的世界一流人才。这些外国公司到美国来获得人才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收购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日本的证券经纪巨头野村控股,正是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了破产的雷曼兄弟在亚洲、中东和欧洲的业务。2008—2009年间,野村公司把美洲银行全球股票部门的负责人、高盛公司的首席货币策略分析师以及花旗银行的两位高管都招致麾下,与此同时,还在美国和欧洲聘用了数百位金融专家。印度孟买的一家投资银行仅有不到200 名员工,却从美林证劵公司挖走了三位顶级银行家。印度塔塔集团的一位高管说:“这次金融危机是一次机会,让我们可以网罗业内顶尖的人才。”他同时也表示出塔塔集团大力发展投行与私募业务的意图。

  纽约和伦敦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确实是他们很可能继续保持金融中心统治地位的关键原因。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一个通信高度发达、人才高度流动的时代,本地文化和社交生活仍然决定着人才的去向。人才虽然可以自由流动,但这个问题始终是关键:他们想去哪儿呢?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敢断定,在可预见的未来,纽约和伦敦仍然会是最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

  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新闻周刊》中写道:

  “金融危机总是先诱使人们迫不及待地提出关于经济力量大转移的各种预言,然后再用事实无情地打破这些预言的神话。这次全球经济灾难也逃不出这个怪圈。近几个月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预测纽约和伦敦(或合称Ny-Lon)将最终丧失金融市场份额,而新兴地区的城市将利用这次危机来夺取市场控制权。然而,根据历史来推断,实际情况很有可能大相径庭,即纽约和伦敦会在接下来的10 年中继续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佩蒂斯的理由是,当危机来临时,资产流动性迅速枯竭,此时大的金融中心更容易吸引大型投资者,从而进一步拉开与小金融中心的差距。

  对我而言,更可靠的一项预测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直到后续经济恢复工作的最终完成,美国的某些城市和地区会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此同时,其他的城市和地区则会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