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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外的崛起

《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浙江人民出版社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

  2008 年9 月,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说:“美

  国可能会丧失在全球金融系统中作为超级大国的统治地位,这在我看来是很有可能的。”2009 年9 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告诉一位听众:“美国认为美元理应保持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我们要向前看,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元替代货币。”人们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就能认识到:美国一直处于债台高筑、过度消费、生产不足的状态,而金融危机将为美利坚的帝国霸业敲响丧钟。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早已预言到了美国的衰落。

  大规模的国际经济危机,例如1873 年的股市大崩溃、20 世纪的大萧条,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来颠覆地缘政治秩序,加速旧势力的衰落和新势力的崛起。早在华尔街金融崩溃之前的几个月就已出版的《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一书中,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而前两次的重大变化则分别是15 世纪的西欧崛起、19 世纪的美国崛起。不过,扎卡利亚还补充,这一次权力转移的驱动力更多来源于“美国之外的崛起”,而不是美国本身的衰落。他写道:“我们期待一个有着更多地区和更多种族参与制定规范并进行领导的世界经济的出现。”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许多书刊中都提到过亚洲的几只“经济猛虎”,尤其当前中国已确立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大国地位。然而,如果你认为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京和首尔很快就会有机会挑战纽约和伦敦在世界金融中的最高地位,那么你就错了。虽然令人惊讶,但这却是事实: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新加坡、香港和苏黎世,这三个紧随纽约和伦敦之后的金融中心城市的评级分数在2008年10 月发生危机之后的6 个月内暴跌不已。东京更是跌出了前10 名,从第7 落到第15。同一时期,纽约和伦敦当然也经历了衰退,但大多数二级金融中心城市遭遇的打击更大。

  来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约翰·彭德(John Pender)曾经作出评论,考虑到上海拥有资本雄厚的银行以及政府的强力支持,或许在2020 年以前只有上海这个城市可能顶替纽约和伦敦成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2010 年1 月,上海超越东京,成为亚洲交易量最大的证券市场。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预测中国经济产值将在2015 年时超过美国,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即便如此,中国乃至亚洲的任何一个金融中心城市要想超越纽约或伦敦,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上海作为中国的工业与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仅排名第36 位,跟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群岛的位置差不多。尽管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以国家为整体,中国仍属于新兴经济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均是如此:中国在达沃斯竞争力指数(Davos Competit- iveness index)中排名第30 位,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81 位,而在我提出的体现国家创新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全球创造性指数(Global Creativity Index)中排名第36 位。可见,要想跟世界上的老牌经济强国展开势均力敌的竞争,中国都还需要一些时间,更不用说跟美国直接抗衡了。

  有些观察家对中国金融业的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正如《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大标题所言:“上海会成为世界金融之都吗?也许要到下个世纪。”而巴塞尔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赫尔穆特·赖森(Helmut Reisen)则预测,中国货币要替代美元的地位还为时尚早,“人民币预计会在2050年左右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他还认为,中国必须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解决一些问题。中国需要解除目前对于资金出入境的限制,并保证货币完全可兑换,也就是说,人民币应该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进行自由买卖而无需经过央行的许可。而除了国际压力之外,其内部也还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妨碍中国的上升势头。

  当然,还有其他处于上升势头的中心城市也在时刻准备着抢占金融之都的宝座。新加坡,这个人口将近500 万的城邦之国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个城市确实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创新力——连最酷的《墙纸》杂志(Wallpaper)最近都在其发布的城市指南系列丛书中收录了新加坡,这也使这个城市的“酷指数”(cool quotient)得以提高。然而,新加坡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尽管,有人在去过新加坡之后描述道:“那里感觉就像亚洲的亚特兰大。”但新加坡的社会多样性以及来自街头草根的活力还远远比不上纽约、伦敦或是多伦多。

  中国香港看起来也有绝佳的机会。作为老牌的移民聚集地,中国香港也在全球金融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它跟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联系紧密。这里有高度发达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但却缺少许多其他的职能,例如债券、外汇交易、商品交易,而这些恰恰是纽约和伦敦得以成为全球金融引擎的关键。此外,来自其周边的多个亚洲金融中心——东京、新加坡、上海的激烈竞争也对香港地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而香港地区作为一个真正开放的全球人才中心,也跟纽约、伦敦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存在以上的问题,香港需要将自身的开放性优势、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跟上海的工业实力、经济规模优势结合起来。考虑到上海距离香港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航程,“沪港”组合的金融中心格局可能会逐渐显现。

  中东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近期的一次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迪拜排到了第44 位,跟爱丁堡、曼谷、里斯本和布拉格差不多,但那是“迪拜世界”濒临破产之前的事了。同时,迪拜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包容程度还普遍较低,同性恋仍然被视为非法。正因为缺乏开放包容的心态,致使中东地区难以吸引多样化的人才,也就无法在金融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我们确实很难想象,中东地区如何才能够打造城市的开放性和活力,从而参与世界性的人才竞争。

  总之,纽约和伦敦之外的发展势头良好的所有金融中心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它们对全球性的人才还不够开放,也并非这些人首选的居住地,这些城市有时候也会通过补助的方式吸引人才,但收效甚微。对全球性人才来说,语言和生活质量方面都还存在问题,更不用说移民上的严格限制了。而吸引人才的能力却正是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顶级金融中心的决定性因素。凯西斯写道:“在之前的两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金融中心城市崛起的关键力量都来自于新移民,这些外来人才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从而激发了更多的创造性。” 凯西斯还举例说明,在19 世纪上半叶,迁入巴黎的德国和瑞士银行家建立了巴黎商业银行(Maisons de Haute Banque);跨越欧洲来到伦敦的国际金融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伦敦金融业带来了繁荣;而在纽约,“19世纪下半叶,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将完整的投资银行体系建立了起来”。而另一方面,柏林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统治以及冷战时期的封锁,在此期间,其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被不断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