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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店“告密”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我是1945年11月调到上海的,只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又一次面临退伍回国。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当地找到合法的工作,这样的话,军方将准许我就地退伍。宋庆龄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Dr.Mike Sachs)写信介绍我的情况,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这是位相当不错的左派人士,后来曾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他给我安排了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职位。

  我的工作是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分发工作,及时发现并向总部报告其中的贪污腐败和不公行为。担任这个职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发救济物资。这一趟行程中,中国农村的贫穷,灾民的悲惨绝望,国民党中下级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中饱舞弊、欺压灾民的黑暗,触目惊心。从湖南回来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一次,是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的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

  我于1946年4月初到达宣化店,5月底离开,没有想到,我在无意中进入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漩涡中心,而且做了一点揭发美国政府代表阴谋的事,对中共有一点帮助,这既是我后来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一生引以为自豪。

  进宣化店之前,我先到汉口接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署长是周苍柏,就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父亲,副署长是杨显东,他在解放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分署严格执行联合国提出的战后救济“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只要有难,就要帮助”的原则,冲破阻力,曾向中原解放区运送了奶粉、罐头、服装等物资,部分缓解了李先念部的困难,但据我所知,由我押运的面粉是进入中原解放区的第一批粮食。

  联合国救济总署原来有一位代表驻宣化店,我在汉口见到了这位同事。这是位年轻的法国人,刚结婚,他的太太也在那儿。他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新四军真好,对老百姓好,没有贪污,接着叹了口气,说:可是这些人很可怕。我问为什么呢?他说,我怕待的时间长了,他们会说服我参加共产党,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告诉我,中原解放区负责救济的部门有个代表住在汉口,叫庄果。我就去找了他。这是个小个子,留小胡子,不爱讲话,很严肃,孤零零地住在一个旅馆里。他给我开了去宣化店的介绍信。

  一到宣化店,我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来到另一个中国,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了出来的庄严感,让我起敬,也让我有一种回家般的舒适感觉。当时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吃的东西很困难,战士每天喝两顿粥,而且很稀薄,称为“月亮粥”。他们给我一个勤务员,称“小鬼”,小鬼每天钓鱼给我吃。我去定远店视察、分配救济物资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饼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天一亮就跟我出发,毫无怨言。这在解放区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边看到新四军,都是很羡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国统区民众见到官和当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边,躬着身,令人压抑。这种感觉不是我所独有,同时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都有类似体会。后来我到张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个姓麦当劳的美国上校,他是美军联络处的负责人,他跟我讲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没有贪污,关心老百姓,尽力帮助他们生产。停了一会,他说:可是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们掌权了,会跟苏联结合在一起,反过来打我们。

  我在宣化店如鱼得水,救济物资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区的领导李先念、王震等人朴实亲切,我跟李师长和王震将军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出入他们的司令部,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与王震将军尤其性情相投。这是个直率威猛的军人,真诚热情,重视友谊。

  但我也能感觉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拢,军事冲突的消息时有所闻。5月初,我听到一个消息,周恩来副主席将与马歇尔将军的代表、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将军(General Henry Byroade)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一起到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这个昆明和上海地下党口中神一般的人物,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会给宣化店和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呢?我充满期待。

  5月8日,听说他们终于要到达了,宣化店的人们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神色紧张而兴奋,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视察小组成员以及随行的庞大记者团。我同样兴奋难耐,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到达的时候,我却在一个茅厕里。

  我刚要从厕所出来,一个佩戴准将军衔的美国人走了进来。我们都怔了一下,我问道,你一定是白鲁德将军吧?突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占领区的简陋茅厕里迎面碰上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他的惊奇。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绍,并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随后表示,我正感到为难,我带着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到这里,但看起来这里像要打仗,我是应该离开呢,还是运送更多的物资进来?很显然,这些被围困的人很需要粮食和其他物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告诉你吧,我刚从满洲(东北)回来。在那儿,共产党占了压倒的优势,国军对他们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地方,国军占了优势,我们准备让他们消灭共军。

  我非常吃惊。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区面临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约有六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属、学生、伤病员等非战斗人员,包围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却有三十多万人。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图谋时有揭露,中原冲突也引起军调小组的高度关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记者团的到来就是明证。我原来以为,军事调处能够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领导人中间恐怕也有人相信军事调处能够收到实效。

  我得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李师长,但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于这一天的具体经过和细节,时隔近七十年,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我记得,当天晚上,在一个漆黑的祠堂里举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也在场,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军派给我的翻译骆叔平(音),他曾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发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灯。李先念最先发言,他列举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种种事实,然后是王天鸣发言,他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共产党中原部队的意图,周恩来马上抓住他的话,说我们欢迎王将军的发言,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见证。

  散会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师长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住处,他把我介绍给周,我们交谈了几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视察组离开后,我才到师部将白鲁德将军的话告诉了李先念。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几个月后我们都到了延安,他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虽然我们对国民党的意图已有防备,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书记郑位三,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人不会让国民党发动内战,我的“告密”不但让他们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点底气,而且有利于说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

  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

  周恩来他们走后,派了一个驻地的和谈小组到宣化店来。美方代表是何柱坚上校(Colonel Hodgkins),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个董事。何柱坚上校当过马歇尔的副官,这是个比较正派的人,做事认真,但对中国没有多少经验。他在宣化店住一个院子,他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让给他开车的上士把五十加仑备用汽油搬到他住的房间里。我故意问他:你睡觉时喜欢闻着汽油味啊?他说,哎,你不知道,我们在南京,如果不看牢,什么东西都会被偷走。我说,这样好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丢了一个东西,我给你赔两个。他将信将疑,但还是把汽油放院子里了。这个地方不可能丢东西,你想扔东西,人家还可能追着送回来。说到这儿我讲几件相关的事。我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天到红十字会招待士兵的娱乐中心玩,上完厕所洗手时把手表摘下来放旁边,转身擦手,转回身来手表已经不翼而飞了,那还是一个美国人经营的场所。在解放区的经验则相反。后来我在张家口碰到一位美军联络处的麦当劳上校,他说他有一次去看戏,把照相机拉下了,回到旅馆才想起,心想:算了,丢就丢了,别想了。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把他的相机送回来了。偷窃的事情,在解放后“文革”前的北京也很少见。有个美国人来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临走时把一双皮鞋扔了,随后去东北,他在那儿一住下,就有人把他扔掉的皮鞋送来了,说你在北京落了东西了。他想扔还扔不掉,社会风气完全不同。宣化店有个小银行,钱就堆在桌上,也没有任何警卫,但从来没有抢钱的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上海市的一位副市长刘振远对我们说,上海现在很现代化了,都有抢银行的了。

  解放前,我到共产党掌权的地方,无论是宣化店,还是后来的张家口和延安,都觉得到了天堂,起码是“另一个中国”。不过,我在宣化店也看到了负面的事情,印象特别坏的一件事,是刘子久的婚礼。刘是中原局委员,当地的领导人之一,年纪很大了,看上去五十多岁吧,很干瘪。有一天,小鬼说李师长让我到司令部参加刘子久的婚礼。就在婚礼开始前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时候,新娘把我拉到一边,哭着向我诉说,说她是被强迫的,党组织说为了照顾老首长的生活,让她嫁给他,但她很不愿意,好像是让我帮助她,但我不好插手。新娘是女学生模样,二十岁上下,长得很漂亮。对这件事,我很反感,怎么可以牺牲一个青年,强迫她结婚。

  何柱坚上校是个认真的军人,我想他确实想执行停战协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陈谦上校,原来是汉口的公安局长。他第一次见我,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高度的统一,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而共产党与苏联勾结,想分裂中国。我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震。

  结果,第一次谈判就不欢而散。何柱坚上校不会讲中文,他也未带翻译到宣化店,而国共双方各有翻译,所以,在正式谈判前,先为翻译的事情吵起来了。王震的翻译就是骆叔平,陈谦的翻译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小军官。陈谦不接受骆叔平,说他不是翻译,是共产党的特务,王震也不接受那个小官儿,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双方吵吵嚷嚷。何柱坚上校只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能为翻译的事情吵上一整天,碰巧我们有个中立者在这里,他是联合国的职员,是个美国人,会讲中文,就让他做我们三方的翻译好了。我就这样作为大家接受的翻译坐到了谈判桌边,在三位代表和两位被罢职的翻译的注视下开始战战兢兢地为他们翻译,但我的任务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跟另外两个翻译一样“失业”了。何柱坚上校先发言,说和谈小组接到了许多违反停战协定的投诉,他的任务是保证周围地区的安定,所以将对这些投诉展开逐项调查,分清责任,做出处理。陈谦上校接着发言,表示政府对破坏和平的行为保持极度的克制和耐心,而新四军不断进攻。他讲得很具体,列举新四军某个部队在什么时候攻击了什么地方,占领了什么山头。他还没讲完,王震就猛拍桌子,说再也不能忍受国民党代表的无耻“谰言”。我听不懂这个词,尴尬地问王震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就翻译成“胡说”好了。说完这句话,他把桌子一掀就走了。

  会后,跟陈谦来的一个姓毛的参谋对我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头脑发热的人,共产党像王震,国民党像陈诚,这样的人都不适合谈判。这个毛参谋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头脑冷静,处事公平,方法灵活。后来有一次我开车带宣化店医院的女大夫栗秀真,新四军驻汉口的代表庄果以及毛参谋到汉口,回来经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时候,哨兵想把栗、庄两人扣下,不让回宣化店。毛参谋下车向指挥官敬礼,客客气气地说服他放这些人回去。

  后来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换成任士舜中校,调停工作得以继续。任年纪不大,头脑冷静,善于谈判。

  不久刘家河口发生枪战,调停小组就到了现场。关于这次调停的情况,我是听骆叔平回来讲的。多年以后,张体学本人也向我提到过这件事。骆很激动,详细描述了谈判的戏剧性场面。参加谈判的除国、共、美三方代表外,还有冲突双方的代表,新四军方面是鄂东独立二旅政委张体学,国民党方面是一个团长。谈判开始后,一言不合,张体学(在先)和那个团长(回敬)都拿起桌上的茶壶砸对方,但都没有砸到,随后拂袖而去,把三位调停人员晾在那儿。后来我跟张体学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和对方都愿意谈,但不愿美国人在场,认为中国人的事应该自己解决,所以事先设了这个计。他们砸完茶壶,出去单独谈。

  张体学还说,他跟对方讲,你是川军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在这儿卖命,如果输了,就被我们消灭,如果赢了,蒋介石会升你的职,把你调到东北,那里我们的力量强,你只好当俘虏,不如我们谁也别犯谁。后来张体学在完成中原大部队突围的掩护任务之后率部撤离,跟对方约好,他在前面跑,对方在后面追,晚上宿营时相隔一个山头,就这样跑了一个多月,后来张体学被自己的一个参谋出卖,他的队伍被打散,损失惨重。张体学带领残部突出重围,坚持在大别山区打游击战。几个月后,张化装成商人,一路艰辛跋涉,于腊月初十秘密到达南京中共办事处,经董必武周密安排,从上海到北平,转赴延安。

  我多次要求留在宣化店帮助谈判工作,跟部队一起突围,但始终未被接受,只好回到上海。我是5月底离开宣化店的,离开前,已经明显感到李师长他们在做撤离的准备。

  做了一段时间的联合国救济总署视察员之后,我觉得很苦闷。国民党统治区的事情太黑,又找不到去解放区工作的办法,除此之外,我所担任的职位也让我感觉不妙。去湖南出差那次,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视察员,一个刚从美国海军退役,原来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工作,很年轻,另一个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OSS有关系,为人阴沉。这两个人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买卖金条。由于交通阻隔,当时各地金价差别很大,只要带上一小袋金条,就可以发大财。这两个同事一站一站买卖金条,很兴奋,完全不管我在做什么,所以写的报告都是我一个人独断专行。去中原解放区之前,给我交代任务的首席视察员——刚从陆军情报部门退伍的一位上校——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起,如果我在解放区“碰巧”发现中共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的话,他会乐意听一听。我提交了宣化店的工作报告之后,我的一位上司邀我去他的寓所谈一谈。他是位非常友善健谈的美国籍联合国高级官员,他表扬了我的工作,说我的两份报告都写得非常好。然后问,看起来你喜欢解放区?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为了奖赏我,将让我连升两级,并派我到共产党力量强大的东北工作。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又说有两件事得请我帮忙,不过不是什么大事,相信不成问题。第一件,他让我修改湖南之行的报告,只需改得比较“技巧”而已。他请我删除其中涉及的美国官员强奸其女秘书的事——这是那位女秘书亲自向我控告的。第二件,关于我的工资。他说,他很好奇为什么我一直没有领取生活津贴。联合国发给我们的工资非常丰厚,月薪六百美元,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单身男人来说,这笔钱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需要。我们还享受免费住宿、交通以及日常用品,此外还有每天十六美元的补贴。在遍地饿殍的中国,领这些钱真的让我于心不安,我觉得至少不应该再领津贴,把这些钱节省下来,可以救助更多的中国灾民。我如实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的上司说,我们很敬佩你的理想,不过,我要提醒你想一想,你这样做会让别人感到为难。纽约的会计师来中国查账时会想,既然有人可以不要这笔津贴,那别的人应该也不需要,所以我劝你还是把你的津贴领了吧。

  我二话没说,转身就走,第二天我就辞职了。

  看来只能回美国去了。我订了船票,去跟宋庆龄、廖梦醒告别,宋庆龄却建议我去南京与周恩来道别,说既然你们已经在宣化店认识,就去告个别吧。我去了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周恩来说,你不要急着走,等我设法让你去延安,亲自去见毛主席,看看我们老区的建设和学校,这样你回美国就有丰富的材料可讲可写了。我对他说,如果有机会留在延安工作,我很愿意,他说这个到时候再说。他告诉我,有一个叫普莱士(Mildred Price)的美国人正在上海,她要去延安,可以设法带我前往。普莱士女士我本来就认识,她是北卡人,也是美共党员,她在纽约组织了一个“援华委员会”,实际上是援助中共的,她的丈夫也是个左派。

  我当然求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