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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印象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到昆明两个月之后,我就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我的服役期已满。那时我已经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国华曾告诉我,毛主席正在学英文,他没有好的英文老师,建议我到延安去教毛主席学英语。昆明地下党中有些人在延安呆过,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如男女平等、幼儿园、周末舞会,等等,我很向往这片新天地。而且我想,我所尊敬的一些美国作家,像斯诺、卡尔逊上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他们都到过陕北,与中共领袖有过亲密接触,看来去延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不愿意离开。我找到负责本部门工作的上校,对他说:很多人都急着走,而我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我的中文技能看来也派得上用场。他回答:嗨,命令就是命令。我不甘心。那天晚上路过司令部,见还亮着灯,就闯了进去,向司令官亨利·欧雷德将军(General Henry Aurand)介绍了自己,表示愿意在中国再服务一段时间。他说:你把命令撕了,而且任何别的命令都不用理会,除了把你调到上海陆军总部的命令。真棒!

  欧雷德将军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到昆明不久,杜聿明的第五军和龙云的部队打起来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开打。欧雷德将军的儿子是他的副官,小欧雷德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两条:第一,我们认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不值得一滴美国军人的血;第二,你们开车出去,如果有人抢你们的车,不管是哪一边的,你一句话不要说,乖乖把车交给他,人回来就行。小欧雷德后来成了美国在越南的陆军最高指挥官,也升为将军。

  为什么又会牵连美孚石油公司呢?许多美国人认为打仗是为了大资本家的利益(美孚公司是其代表),而他们不值得军人的牺牲。我当兵第一天,刚开始基本训练,带我们的上士就说:我们努力想做到两条,第一,战争是安全的,第二,战争是赚钱的,可惜我们只做到了第二条。他是讽刺。

  再说我自己。跟欧雷德将军谈话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陆军总部,还是做赔偿损失的工作。但上海负责这项事务的上校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开明,同情受害者,赔偿尽量合理。工作是一样的,因为有个好官,气氛就不一样了。我原来的同事都退伍回美国了,上海的赔偿工作,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上士,他是个摩门教徒,为人很好,很同情人,后来我们回到美国还有联系。要说美军的军纪,则跟昆明没有什么不同,很差,或者说根本没有军纪。举一个例子,我住的大房间,有四十套上下铺,住八十个人,每天晚上,除了我这张床就我一个人睡,其他人都带妓女回来住宿,很不像话。军官不但不管,反而喜欢他们这样,这些兵喝酒,玩女人,胡闹,就不会苦恼,减少生病,也好管理。军队免费提供避孕设施,还经常放电影、讲课,以防他们染上性病。由于战乱和饥荒,上海到处是妓女。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把中国人当人,美国大兵有一个专门的词称呼中国人,叫slopy,它的原意是倾斜,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词,总之是贬称。

  到上海,我发现有两个情况与昆明不同。一是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死尸,行人都绕着走,没人管。有一次我问警察,为什么人们都不管这事,他说,谁要是动了,就得负责埋葬,这年头生活这么难,谁愿意多管闲事呢。另一件事是上海的富人很厉害,或许昆明也一样,但我没有见过。我亲眼看到这么一件事:有一个衣着考究的富人,招呼一个相当年老的人力车夫拉他,车夫解释,他已经很累了,要回家休息,他二话不说,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老头痛得在地上打滚,同样没有人管。另外,昆明妓女、吉普车女郎也很多,但上海更让我震惊,一个外国兵在南京路上行走,几乎走不过去,一路都是拉客妓女和男的皮条客。

  上海让人苦闷极了,但我通过李国华的介绍信,找到了徐迈进,通过他,又见到了廖梦醒、宋庆龄、陶行知等人,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逛书店。说起书店,我的中文名字“李敦白”就是昆明一家开明书店的老板给我起的。我的中文名字原来是“李登堡”,是我那个姓的标准中译,开明老板说这名字不好,一看就是个外国人,不如在“李白”的中间加个“敦”,意为厚道,意思好,而且是个地道的中国名字。我真得谢谢这位我至今不知其名的先生,他让我拥有一个人人称赞的好名字。在上海的开明书店,我和一个正直敢言的店员小伙子交了朋友,我对徐迈进说,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徐提醒我小心,他说,上海的情况很复杂,任何讲话“左倾”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相反,讲话反动的人倒可能是共产党。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摇着小旗到市政府请愿,徐迈进说,这些是黄色工会的人,不过,上海所有的工会,包括黄色工会,背后都是共产党领导,因为别人不会这么卖力气。

  徐迈进托我办过一些事。最危险的一次,是托我买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机,这是违禁品。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交接,我把包好的收音机放在座位上,他上车后坐在收音机的另一边,下一站抱着下车,我仍留在车上。车开动后,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近徐迈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觉得这下完了。回到住处不久,接到徐迈进的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警察向他借火。虚惊一场。我在军人福利社给夏衍买过许多次香烟,他喜欢的骆驼牌,一条一条地送,但我没见过他,是徐迈进托我买的。解放后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我还开玩笑说他欠我好多骆驼。文学方面,我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过给他儿子买过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也是徐迈进托我的——读了茅盾的《子夜》、《腐蚀》和一些短篇小说,特别喜欢。“第三条道路”的著名人物,跟章伯钧谈过一次;没见过罗隆基但特别佩服他,觉得他特别会造词造句,像形容国共关系的“谈不下就打,打不下就谈”,很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