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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受训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1942年我入伍当了步兵,我们的部队番号是九十一步兵师三六二团,然后一下子从南方到了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入伍后,首先进行基本训练。我视力不好,到练枪的时候,看不清靶心,但我学会了那些动作,怎么屏气,怎么举枪,怎么瞄准,怎么不紧张,然后根据上下左右距离,估计靶心位置,结果怎么着?全中,成了次等神枪手,胸前还挂了个牌牌。基

  本训练结束后,我们就进行演习。那是在冬天,天气非常冷,我们有几个礼拜睡在雪地里,就一个睡袋,吃饭是拿个小盆,站在外面吃。非常艰苦。有一天,突然通知我去师部。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规,要受惩罚。我经常犯规。有时候,指挥是个十足的笨蛋,还得每句话都服从,我心里不服,就犯规。

  结果是一件预料不到的事。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年,美国的空军海军和日本的空军海军对峙,美国人要传什么信息,都得先转成密码,收到后还要解密,很慢。而日本人根本不需要密码,直接说日语,方便得很。美国没有人懂日语——其实也有人懂,就是美生的日本人,但这些人一股脑儿都被弄到集中营去了。美国人没办法,艾森豪威尔就发起了一个语言培训计划,由一些大学给军队培训亚洲语言人才,后来也培训欧洲语言。凡是上过大学的兵,都要进行测验。测验的办法是这样,拿给你看一种虚拟的语言,词语都是虚构的,再告诉你一套虚构的语法,然后让你翻译,让你念,看你的语言天赋。我就是被叫去参加测试了。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测试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到斯坦福去上学了。嗨,我真是从冰天雪地里爬出来去的斯坦福,感觉上天了。这是在1943年春天,三四月份。

  原计划是让我学日语。到斯坦福一看,日文系主任是个FBI的老教授,阴森森的,令人讨厌。而且我也不想学日语,学了日语,一旦美国占领日本,就得长期在日本服务,而我还要回家继续我们的革命事业呢。我就动了换语言的念头。正好中文系(或许没有系,只是个部门)负责人陈受永(音,粤语发音是Chan Shau Wing)出了个新课本,价格是四美元,这在当时还算个钱,我去书店买了课本,去拜访作者,表示对日文没兴趣,想学中文。这个老教授人很好,他接受了我,后来他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这样我就转学中文了。

  开课第一天,我就爱上了中文。它跟美国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一样,根本是另外一套。现在研究解剖学的学者发现,看汉字的大脑中心和看字母的大脑中心不在同一个部位,看汉字是从形象到意思,不需要通过发音。我一下子被中文迷住了。学中文的方法我觉得很先进,着重讲话,锻炼对话的能力。老师主要是讲句子,语法基本不讲。Situational Education,情景教育。有一定词汇后,三四个学生一起练习,设置一定的场景,如甲是跳伞的美国军人,乙是农民,丙是村长,让他们即席演出,事先没什么设计,只分配角色,就这样锻炼你对话的能力。我们一天学二三十个字,然后组词,然后用这些词进行练习。譬如有一场练习是这样的:先学会牛、羊、山、草、上、下等字,然后组词,牛羊、上山、下山、吃草,等等,然后就说:牛羊上山吃草,人上山不吃草。都是这老教授编的,我们觉得挺傻,但是有用。学中文当然有很多困难,如早和草,我听不出有什么区别。“吃”、“是”这些音怎么也发不出来,老念成“希、希”,西方人一般很难发出卷舌音。就慢慢练,慢慢练,硬练。

  1943年,李敦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

  开始几周,老师教了我们一些汉字,既认又写,但很快取消,决定光教速成对话。用的是老拼音系统,即Wade-Giles 拼音。所以,同学们一般既不会认也不会写汉字,有几个同学是华侨的孩子,本来就会一些汉字,但也不太多,除他们之外,只有我学了汉字,我请了旧金山的华侨青年帮我练,练练练练练练,越练越喜欢。

  除了语文以外,还教地理。老师是位地理专家,是个干巴巴的人,有中国地理专著,教师中就他保守,反共,我们也不欢迎他。还教了人类学,讲中国、东南亚的人种和社会。中国的历史也讲,但很简单。还经常请一些了解中国的人来讲课,介绍中国的情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讲了两次。她是美共的秘密党员,这是个很聪明的人,她不讲不跟国民党好,她讲为什么美国要跟共产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说因为他们抗战最积极,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和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只能和苏联好,那样的话美国在战后就会处在不利地位。讲得非常策略。

  我们中文班共三十个同学,同一个连队中还有学马来亚文的,学泰国文的,学日文的最多。我们的宿舍是普通的学生宿舍,但不和普通学生住一起,我们有连队的组织,单独上课。图书馆、校园活动当然和普通大学生在一起。

  上课的内容比较自由,军方并不限制讲什么不讲什么,譬如我们的参考书里面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节选,但并没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这本书正在美国进行宣传。陈受永教授可以决定请谁来讲课。

  斯坦福培训班的老师和学生,思想倾向比较偏左,大部分人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陈受永教授是个广东华裔,跛脚很厉害,是小时候摔坏的。他妈妈信佛,见儿子受伤,只烧香拜佛,并不带他看医生,落下残疾。他是主要的中文教授,教中文之外他还教莎士比亚。他的政治态度应该属于中间派,谁也不骂。有一次,国民党的人请他到旧金山参加翻译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周后,他就气冲冲地回来了,对我们说:他们要的不是翻译,是粉饰,是怎样让美国人接受,我不干了。他有个哥哥,在加利福尼亚的名校Pomona College(波莫那学院)教书。他哥哥来给我们讲过课,讲中国历史,有个同学问他,你是赞成国民党还是赞成共产党。他说我无党无派,什么都不参加,但如果必须参加一个,我就参加共产党。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国民党已经把它抛弃。

  我的同学里,只有三个人支持国民党,其余都对共产党有好感。我们都知道解放区村子里用黑豆白豆投票的故事,知道八路军里战士可以开民主会批评军官,知道他们官兵平等。这些主要是从斯诺和卡尔逊的书中读到的。当然也有别的消息来源。美国有个著名记者叫 Theodore White(白修德),他写过许多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批评蒋政府的裙带关系,登在美国大报大刊上,影响很大。我后来认识了白修德,我们回美国初期还曾得到他的帮助。

  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是由共产党创办的,它不但召唤了众多华侨儿女回国抗战,对美国人也有影响。我正在学汉语,这份报纸就成了我的学习资料,他们免费给我寄送。我对两位作者的文章特别感兴趣,他们是徐大年和朱唐,真名叫徐永煐和唐明照。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当年的引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和我发生了直接而紧密的工作关系。

  总之,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国民党不行,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了,认为共产党抗战积极,讲民主,八路军在关心亚洲问题的人里面名声尤其响亮。

  学了九个月之后,其他语言班都肄业了,唯独中文班延长了三个月。三十个人中刷掉了十个人,最后只剩二十人。我考了第一。

  我们也肄业了。在学校时天天告诉我们,我们是急需的,迫切需要我们到中国去,为军队服务。但一年学完之后,就完了。第二天上火车,一下子被拉到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来接我们的上士在火车边上就宣布,把你们学过的什么中国话、日本话统统忘记,没这个事,现在你们就是当兵的。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学会了爬电线杆子,当通信兵,天天挂电线、修电线,搞野外用的电话总机,跟我们学了一年的中文根本不沾边。而且美国爬电线杆非常不合理。拿一条铁棍靠在小腿内侧,绑紧了,底下露出一寸长的钉子,爬杆的时候就弯起膝盖,把钉子插进木电杆,徒手爬,还不许用安全带。这样非常容易摔跤,钉子插的角度稍有不对,或者小腿没有傍紧电杆,就“哧溜”一下掉下来。每天都摔跤。这个爬电杆的办法,比国民党的还落后,他们脚上套一个带弯的金属,双脚交替往上爬 ,不容易摔跤。我们二十个人都觉得很冤,我学了中文,我是专家,干吗让我爬电线杆!我们的士官入伍前都是电信公司的专家,对士兵挺狠的,谁要是拒绝爬,就把他带到车库里头打。我手脚比较笨,很不容易学这东西,不断地摔。最后要考试,拿着架电线的横梁,爬到电杆顶上,固定好,接上电线,就算考过了。我好不容易才通过。二十个人里头有一个把两条腿都摔折了,送到医院,我去看他,准备慰问他。一看,虽然两条腿都打着厚厚的石膏,他却咧着嘴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完了,我可以退伍了。他很高兴不必再爬电线杆,他最后参加OSS去重庆了,后来一直在CIA的研究部门工作,我直到四十年后才再见到他,那时他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人神经出了问题,退伍了。最后十八个人通过考试,去中国了。

  为什么还能去中国呢?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来自旧金山,家庭有些背景。他到华盛顿找了美国军队的检察总长,告军队浪费我们这些语言人才,我们这才从爬电线杆的苦役中解放出来。1945年4月,我们去了印度加尔各答,准备到中国去。到那儿后,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印度连小村子里都有共产党的办事处,五一节的时候挂着红旗,都是公开的。我们在美国南方参加共产党搞活动,都是秘密的,一看到公开的共产党,难免好奇。英国人不镇压印共,因为它支持战争。甘地、尼赫鲁那派则对战争态度消极,他们在争独立。

  对印度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贫穷。后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也非常穷,但还不如印度严重。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在地里干活,瘦得呀,真正的皮包骨头,胳膊上的皮一拉就可以拉很长,可他还在干活,背沉重的东西。还有一个印象是英国人的蛮横。我曾经和一个英国士兵一起坐火车,一个印度人站在车厢门口对外张望,那个英国兵走过去,一脚就把他踢了下去。没有人说话。

  但是,对印度最难忘的感受,是老百姓的友善,勤恳,以及民间文艺的极端丰富。这种文化遗产,普遍地活在人民的心中,无论是歌曲、戏曲,还是舞蹈、说书,许多人都会一些,而且特别愿意听民间艺人的演唱表演。我们驻地附近的农村,有回教村,有印度教村,而各村老百姓之间,看不出什么大隔阂,彼此都很友好。只有当一些民族主义政客挑拨时,才出现摩擦和冲突。

  我们在印度呆了五个多月,就是吃饭,玩,没什么事干,天天吵着去中国。在印度实在无聊,暑热和水土不服又让我们接二连三地生病。但上级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等,就等到了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