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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花园里挖个洞,对面就是中国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在厨房里闹,妈妈给我一个小桶一把小铲子,说:“你到前面的花园里去挖洞,挖得够深的话,对面就是中国。”我就在花园里挖挖挖,结果挖出一大滩水,宣告“发现中国”的失败。

  五六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查尔斯顿的一家华人洗衣房解决了一个什么法律问题,他们送来一大包东西,记得有茶叶,有荔枝干,还有鞭炮。当时查尔斯顿有几家华人洗衣房,都是广东台山人办的,他们雇佣黑人妇女洗衣服,全是手洗。但当时我们那儿没有中餐馆。我看到包装盒上的中国字,就问我妈怎么回事。妈妈说这是中国的东西,她还说,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在中国女人种地,男人看家,女人穿裤子,男人穿裙子。另外,我妈妈每个星期三下午和朋友一起打麻将,麻将牌上有花,也有字,我妈她们并不认识这些中国字,她们有自己的叫法,但我记得“风”还是叫做feng。我就觉得这些字很美,有一种陌生的美感。

  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跟共产党书记聊天,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去或者到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但我不信这句话,而且我的经历也证明这不是事实。他们认为你这个人的历史背景应该查清楚,这一点是事实,但不被信任则不是事实,相反,我倒觉得很容易被信任。印度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来中国以前,我们在印度驻军,印共领导人给我们介绍印度革命的历史,讲了很多他们的情况。

  对于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我曾经在北卡一个纺织工会的墙上看到过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的像,应该是斯诺在保安给毛拍的,大概是从《红星照耀中国》上复制放大的。西柏坡整党时,我谈自己的历史,其中提到这件事,胡乔木和黄华表示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在40年代初的美国挂毛主席像,并因此怀疑我的诚实。这太不公道,有什么不可能呢?这本书1937年在英国出版,次年在美国出版了修订本,获得书中照片很容易。美共当时对中国土地革命的评价确实不高,认为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中国的革命者毕竟是我们的同道,我们对他们是尊敬的。

  印象中,在北卡一个纺织工会的墙上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斯诺摄,1936年于保安。

  我参加工会工作之后,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关于中国、关于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几篇文章,《工人日报》还连载了萧军《八月的乡村》,好像是连环画,或者其中有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文书名《西行漫记》无疑更为知名)在美国影响很大。卡尔逊上校写的《中国的双星》是他对中国各个战场考察的实录,在美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卡尔逊上校对八路军非常称赞,美国参战后,他模仿八路军建立了一支突袭队,袭击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他在训练和作战中吸收运用八路军的战术,特别是思想工作方法,让士兵明白为什么而战。这支部队战术灵活,士兵勇敢顽强,战斗力非常强,卡尔逊也因此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这个突击营的英雄行为,还被拍成电影留传后世,现在还有这支部队。我也看过史沫特莱的一些著作。这些作品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基本上限于“有所知道”的层面,印象不是很深刻。当时有个感觉,认为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和苏联的革命很不一样。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是一头钻在美国的政治里,关注美国国内的问题,对中国不大关心。当时胡适大使、宋美龄、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宣传、演讲等,也没有太注意。当然我知道中国在抗日,认为那是好的。我参加了反对把废铁卖给日本的运动。记得美国西海岸的码头工人(他们的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拒绝给运往日本的物资装船,旧金山唐人街的孩子们排队游行,唱着歌,表示感谢。这是我从新闻纪录片看到的。当时没有电视,了解新闻主要通过看报纸,还有就是电影,放故事片之前会放映新闻纪录片,其中就有中国。记得看过溥仪当傀儡皇帝的片子,也看到过蒋介石。很奇怪,蒋介石的形象好像是没有形象,他的脸没有什么特征,记不住,只有一个光头的印象,难怪史迪威叫他“花生米”。后来到斯坦福受训,课程里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我都兴趣很大,这才开始了解中国。

  1936年6月,刘良模在上海教唱救亡歌曲。

  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感情和兴趣,是由《义勇军进行曲》引起的。我那时刚入伍,有一天忽然在广播里听到中国歌曲,是由刘良模指挥的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New York City Chinese Laundrymen’s Chorus)的演唱。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表达,就像被人猛击了一下。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演唱用中英双语,先唱中文后唱英文。我完全不懂中文,但觉得它是那么美,那么令人激动,直让我热血沸腾。我找来了这张唱片,反复听,感动和受到激励的情绪经久不散。唱片里面还有《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太阳出来一片红》,以及现在已经听不到的《锄头歌》:

  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野草好长苗。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

  天生孙公做救星,唤醒锄头来革命。

  革命成功靠锄头,锄头锄头要奋斗!

  很幸运,后来我到上海去见宋庆龄,在她那儿,不但认识了刘良模,而且见到了这首歌的作曲者陶行知。

  这些歌我到现在都会唱!正是这些陌生而美妙动听的音乐,让我对这个本来和我毫无关系的国家产生了最初的心动,种下了热爱这个国家的幼嫩的根苗。我想,到斯坦福之后,我之所以放弃日语改修中文,除了理性的选择之外,潜意识中,以上提到的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籍文章,尤其是华人合唱团演唱的这些歌曲,一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后来一直想,如果人生是一条河,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这条河就进入了一个急拐弯,拐向一个我未知的地方——中国,而本来打算一生奉献的事业——为美国普通民众争取平等和自由,则从此告别。等我再回美国,不但青春不再,连中年也已经过尽。站在九十多岁的下游,回望二十一岁的自己,感慨万千。经过千回百转,风雨淘洗,这两个自己,似乎很难说是同一个人,但我分明觉得,他们最核心的部分并没有变化,他们确实还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