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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战到入伍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前面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美国共产党是坚决反战的,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到194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苏联开始卫国战争,我们认为战争的性质变了,变成反法西斯战争了,反战的态度也随之变化。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都很愤怒,民众参战热情空前高涨。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一起去报名参军。结果,他被接受了,我却被拒绝了,因为视力太差。征兵的人说,你以后也当不了兵,还是做点别的事吧。

  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工人运动中。我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的最后一个任务,是组织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工会。骆驼香烟公司在北卡州的温斯顿—塞勒姆市(Winston-Salem),这是家大工厂,却没有工会,工人待遇特别差。1932年,共产党曾在那里发起过一次工人运动,但失败了。我找到了一个当年积极分子的家,是一个黑人,我一进门,说我想重新组织左派工会,老人便对家人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就知道他们会回来。他儿子成了工会运动的第一个核心成员。

  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工人,就想到通过教堂进行宣传动员。那里的工人都参加基督教小教堂,类似中国的家庭教堂,他们不承认大教堂是真的基督教。他们相信神灵附体,然后又唱又跳,又喊又叫,有人打滚,有人晕倒,很热闹。小教堂的牧师依靠工人给点钱生活,都很穷。我跟他说,能不能在做礼拜之前让我讲五分钟,他同意了。要是工人拿钱多了,给教堂的捐献也会增加。就这样联系了一些烟草工人,形成了工会的核心。我们当时有四个组织员一起工作,有黑有白,有男有女,进展很快。

  我接触的烟草工人中有个大个子黑人,他的工作是把一条条香烟装进大箱子,然后把箱子举起来,抛到墙根,在那儿摞成堆。他抛得很准,烟箱码得整整齐齐。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们最近抽掉了一部分尼古丁,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抛了几次,都没抛准。原来是重量减轻影响了他的瞄准。

  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大老板就是温斯顿市的市长,也是征兵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很快就把我征兵了,不但视力没关系了,所有一切都没关系了。我能到中国来,还得感谢他。

  家人没有反对我当兵。美国没有独子不征兵的规定,当时我父亲已经重病在床,家里其他人也不会反对,因为当时普遍的情绪是拥护参战。一入伍,我和美共的正式关系就告终结了,党员当兵入伍就得退党,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规定,以防受到渗透军队的指控。但我和美共的关系还有余绪。因为我在FBI有案底,所以一直受到监视。有两件事让我知道自己被监视。第一件是发信的“特殊待遇”。对于一个军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在枯燥而危险的军营生活中,收到家人朋友的信无疑是一件激动人心的重要事情,发信的时候,全连人集合,由连长或者上士挨个叫收信人的名字,但我的信从来不在这个场合给我,而需要我到连长那里去拿。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特别照顾我?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参加过什么组织?这些信大概已经被人看过了吧,不过我也没有几封信。第二件事是,有两个战友分别告诉我,说上级交待他们注意我,包括看什么书,与什么人来往。我也没有停止作为共产党员的个人活动。我每次去军营的图书馆,都很仔细地翻检书籍,所有含有反共内容的书,我都悄悄藏在大衣里面偷走,销毁掉,力所能及地清洗一下,不让其流毒。倒是一直没有被发现。我还组织了一个有四五个好朋友参加的学习小组,跟他们讲社会主义,也讲我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们都很同情。

  后来到印度,因水土不服拉痢疾住院,一个卫生员给我拿便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州书记。他已经不年轻了,大概四十多岁,但这个年龄也可以当兵。他没有来中国。听说他后来退党了,主要是对美共失望了,美共当苏联的尾巴,不是真正把美国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员都很失望。三十多年后我回美国,老书记已经去世了。

  我参加革命,是从基层工作开始的,这也是我擅长做喜欢做的工作。我来中国后,却始终没有机会做群众工作。有人问我,我参加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遗憾。我说,能参加中国革命我感到非常幸福,要说遗憾,有一件事可以算得上,那就是,我在美国直接做群众工作,而在中国我没有办法深入群众,在中国,我是个文字工作者,我接触的人多是上层,这让我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隔膜。不久前还有个记者问我,解放后领导层慢慢变化了,为什么您没感觉到?我说,主要是因为我过得太好了,我本人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感觉不到别人会有什么问题。

  在讲下一段故事之前,我得补叙与中国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