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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我原来参加了一个联谊会,会友都是富人子弟。参加左派活动后,就带着四个同学退出了。我们开始到附近的烟草厂、织袜厂、纺织厂,帮工会出小报,有时给他们写文章,让工人拥护工会。后来学生和黑白工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这在南方是很大胆的,当时白人和黑人参加不同的工会,如烟草工会以黑人为主,纺织工会没有黑人,各有各的工会。只有先进分子能接受黑白一起开会。当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一个进步的负责人,把会场借给我们使用。

  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教务主任勒令我退学,但我的学分已经够毕业了,后来拿到文凭,我就走了,全部时间用来搞工会组织工作。

  我们组织工会时候,要跟两面的敌人斗,一面是老板,一面是工会骗子,即工贼。许多大工会是由职业工贼控制的,这些人吃工人的会费,跟老板勾结,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斗,另行组织民主的工会。当时一些大工会,它的地方分会开会时,一般只有八九个人参加,投票通过就完事,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工会是全体参加投票,开大会,进行大辩论,最后投票决定,很民主。我们的活动自然遭到两方面的反对。我的一个朋友是佃农出身,叫何马·派克(Homer Pike),他在一个采石厂组织工会,当时我在组织政府和学校公务人员工会。有一天,他来我家找我,说,我去乡下采石场找工人开会,老板已经扬言要打死我,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两个人去总比一个人好。正好有一个学生在我家,他也是党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这是个挺远的山区,开会倒没出什么事。回来的路上,我们发现后面有一辆大车拼命追赶,开得很快。何马估计要出事,他把车停下来,高声喊,你们赶快跳车。后座的学生卧低身子,没有跳车,我坐在副驾位置,打开车门纵身跳了出去,跑上一个山坡,我们俩都没事。何马一条腿刚跨出车门,后面的大车就撞了上来,把他抛出去二十来米,两个肾脏都碎了。原来是老板的儿子和一帮打手故意撞我们。这时正好过来一辆大巴士,司机把何马扶上车送到医院。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老婆和三个孩子围着他,都是红头发,现在回想起来,这四个红头发的脑袋好像就在眼前。何马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肾脏已经停止工作,医生跟我说,他只有几分钟了。他用最后一口气跟我说:“不要让那个大骗子掌握我的工会”,“不要出卖我的工人”。那个大骗子是指这个州负责工会的人,名叫桑德福(Sandefur)。他一句没提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孩子。他有人寿保险,但保险公司枉判他酒后驾车,不给赔偿。老板势力大,不可能到法院去打官司,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只能自己凑钱接济他的家人。他对工会的忠心,到最后还关心他组织的工人,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那个时候组织民主工会,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

  大概在1940年5月,我们在女青年会组织了一个黑白一起交流讨论的会议,会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从北卡北部一个小镇来的。这个小镇叫Roanoke Rapids,罗阿诺克拉匹兹,是马海德的家乡。那封信上说,在1935年的大罢工中,大工会的组织员拿了我们的钱,欺负了我们的老婆,然后走了,罢工垮台,我们十二个罢工领导人全部失业,而且难以再找到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县政府的收税小官,一个开了加油站,有几个打零工的,还有几个就失业了,什么收入也没有,靠救济生活。他们说,我们听说了你在女青年会的讲话,我们信任你,你能不能来帮我们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会。你来的话,我们每周可以付给你六块钱,做你的生活费。这六块钱是怎么来的呢?自从失业之后,他们每个人每个月放一块钱到一个雪茄盒中,储蓄起来,等着有人来帮他们组织工会。他们还说,我可以住在一个苏格兰老太太那里,她提供住宿,也供应伙食,正好六块钱一周。我就去了。那个老太太开一个工人住所,里面的情况现在不能想象。我睡的屋子放六张床,三班倒,共十八个人住,因为住的是纺织工人,他们工作三班倒,宿舍的床也就三班倒,你起床我睡觉,我起床他睡觉。人多,也不能每天洗澡,整个房子只有一个莲蓬头,那个气味真是难闻啊,空气坏透了。我到后,当地的报纸发表社论,说“有一个异国人来我们这儿散布阶级斗争的种子,想挑拨我们,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等等。我找到报纸编辑,说,你说我是异国人,我们比比谁的祖先先来美国。

  那些工会的人也都了不起。有个大个子的老头,原来是纺织工人,后来因参加工会被开除了,一直打零工。我每周一次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昂捷夫写的,后来在中国也用。我就结合本地情况,给他们讲为什么工人受剥削。我说,好比几块木头,并不值钱,经过木工的劳动,做成桌子,就值很多钱,为什么?因为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个老头站起来激动地说,嘿,没想到原来我就是共产党!他没想到这个道理。后来他跟我讲了他老婆的事。他老婆在床垫厂做了二十七年工,受工作环境影响得了肺病,结果呢,自己做了半辈子床垫,躺在床上竟然没有垫子。老婆死后,老头去找棺材店老板要棺材,这个老板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司老板的小走狗,这个工人本来就对他生气。老工人走进去,说,我太太死了,我要给她找个棺材。他个子很大,老板看着有点害怕,就说好好,这件事交给我,找了个杉木的棺材给他。老工人说,不行,我要最好的木材,最好的雕刻,最好的金属,你找店里最好的给我,而且我一个钱也不给你。她劳动了一辈子,最后连个垫子都没有!老板吓坏了,只好给了他一具好棺材。

  另外一个老工人,有七个孩子,我到他们家吃过饭。家里很穷,主食是一种玉米面饼子,叫做“锄头饼”,hoecake,因为有时候就放在锄头上烤。这种玉米饼没什么味道。另外就吃一点点猪油,再就是吃野菜。七个孩子每人都会一种乐器,饭后一起演奏,唱歌,非常优美,简直是天籁之音,说和谐,那是真的和谐。这个老头住得离我们上课的地方很远,有三四里路,但他从不缺课,即使下大雨也走来上课,对学习非常有热情。

  在Roanoke Rapids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乡下一个警察开车来找我。我还以为来抓我。他说,他们那儿有些农民在农闲季节到锯木厂工作,农忙要回家,但老板不给钱,来找我组织工会。警察怎么会来找我组织工会呢?而且木工工会是左派共产党领导的——当然这个他不知道。原来,警察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深山老林里的村庄,村里有个杂货铺,店主是地方的推事,就是最低级别的法官。那些锯木工人向杂货铺赊账,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领不到工钱,也就还不了账。这样,锯木厂老板、工人、推事就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警察其实是为了推事的利益。警察把我拉到一片森林里的一个开阔地方,放下我就走了。锯木厂老板来了,很高,很壮,还带着同样块头的三个儿子。我当时十九岁,而且特别瘦小。老板看了看我,问:工会就你?我说是。他有些不好意思,对儿子说:哼,就这么个瘦小伙子,那就算了。后来在推事的压力下,还了工钱,我们组织了工会,老板还给办了执照。

  我在这个地方组织的工会刚起来,就被调到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去了。

  在伯明翰,我遇到了一件对日后影响重大的事情。有天晚上,党组织派人来找我,说城市日报馆的打字员、记者罢工了,这些人都是白领,体质比较文弱,不会打斗,恐怕不是工贼的对手,让我动员煤矿工人和炼钢工人支援他们。美国三班倒,早上七点煤矿工人从矿井上来,我就站在一个木头凳子上讲话,说报馆的工会兄弟们罢工了,他们需要援助。然后又到炼钢厂动员。这些干体力活的工人块头大,肌肉发达,都是勇敢好战的,特别会打。他们一听很高兴,有好几十人跳上汽车跟着走了。到报馆门口一看,情势紧张:报馆大门紧闭,门前人行道中间拉着一条警戒线,线内供行人通过,线外停着几辆警车。人行道外侧的马路上,站着一大群工人,我带来的工人也站在那儿,大家都不说话。我站到了报馆的门口,也就是人行道的内侧,那里原来站着一位老太太,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把黑色的雨伞做武器,一个人守着大门。我就站在她的身边。过了一会,扑通扑通走过来一个很跩的大家伙。他穿得很漂亮,头上戴顶意大利式小帽,长得像个武士,身高体壮,一脸横肉,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这是个工贼,明显是冲我来的。我看他走过来,首先想到我要死在这儿了。他那么粗壮,而我特别瘦小,对付我根本就不需要枪,一拳就能把我砸倒。但我明白,我不能逃走,如果我临阵脱逃,那么我在这些工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就是以后照镜子,都会羞于看到自己的脸。所以我就站着不动。这个人慢吞吞地一摇一摆向我靠近,在大约距离六七米的时候,忽然从工人群中跳出一个矿工,越过警车,照着那个大个子的后脖根狠狠打了一拳,我们叫做“兔子拳”,Rabbit Punch,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了。打人者又迅速穿过警车,回到工人群中。整个过程兔起鹘落,一气呵成,人群始终静悄悄不出一声。从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问:谁,谁,谁干的?工人们谁都不吭声。后来那个工贼慢慢爬起来,摸摸自己的脖子,溜走了。

  一个年长的警察走到我和老太太跟前,对我说,你不是工人,你马上离开。我说,纠察线拉在路中间,一半供行人通行,这是你们自己规定的,我不是工人,我是行人,我有权站在这儿,I have the right。警察看着我,一脸轻蔑:“Right?”他说,权利?我告诉你吧,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其实你并没有什么权利。他拿出他的大怀表,说,给你一分钟,一分钟内你不走,我就逮捕你。一分钟一到,警察就把我拉上了一辆警车。这是辆囚车,里面还隔成两间,我被关在后面的空间。很奇怪,警察把车往森林里开,停下来,两个警察下车,打开前面的隔间,把关在里面的一个妓女拉下车,带着她走到林中,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才回来。

  我被拉到市政府监狱,又是照相又是押指纹,煞有介事。美国监狱往往是让犯人管犯人,犯人头目对我说:小伙子,你真有胆,你这么个小孩子竟敢偷警车!什么?我怎么成了偷警车的?我后来才知道,警察这么做是故意的,偷警车是严重的行为,属于联邦罪,以此入罪,我在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案底了。但在法庭上他们并没提偷车的话,只说不听警告,让我走不走。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工会又从纽约请了个大律师给我辩护,因此只交了十四块钱罚金就把我放了。而上法庭前,还得先保释,这需交三十块保金。我没有钱,这也好办,警察局的对面就是保金经纪人的办公室,借三十块钱,大概需要还五十块。高利贷,很黑。

  这个事件,对于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从小就很怕死。我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十二岁时,我患了第四次肺炎,病得挺厉害,而医生竟当着我的面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活不到二十岁——肺部太弱。”开始在美国搞工人运动后,经过几次风险,意志力逐渐增长,伯明翰的这次事件,更让我坚定了一点:对于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害怕,也要去做。不过,我并没有真正解决心理恐惧的问题,这种恐惧心理在延安撤离遭遇敌机轰炸时有过一次集中爆发,直到1949年把我长期监禁以后,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才彻底体认这个道理。从这一点看,我在狱中才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多少年以后,大约在1967年,我看到了一首打油诗,体现了我的想法:“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方自由。”

  伯明翰事件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直接卷入战争,我也动了当兵打仗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