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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美共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九州出版社作者:李敦白 口述 徐秀丽 撰写

  我学习成绩很好,中学毕业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那是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而且获得全额奖学金。上大学之前,有个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来找我姐姐玩,我坐在旁边听。他说,北卡州立大学校长是一个很开明的民主人士,该校有许多良好的校规,如规定高年级学生不能欺侮新生。这是很特别的,一般美国新生都要受欺侮,又打又骂,乱搞恶作剧,英文还有个专门名称叫haze。北卡大学校长不但不让高年级学生欺侮新生,反而规定前者要关心照顾后者。另外呢,考试的时候老师不在课堂里监考,也不许有什么别的监视人,学生可以把考卷拿回家、拿回宿舍去做,信任学生不会偷看。嗨,我觉得这个学校太棒了!我问我爸爸,如果我不去普林斯顿,去北卡上大学,你付得起钱吗?他说,有些困难,但你愿意去北卡,我也赞成。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不过,我爸赞成我去北卡大学,还有一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子承父业,希望我以后也当律师,而我上南方的学校可以在当地建立一些人脉。但我从小就说我不要当律师。有一次,他给客户起草文件,我看后问他:“为什么律师非要写这么复杂?为什么不写一般老百姓的话?”我爸说:“如果律师写一般老百姓的话,还要律师干什么?”这就更让我不愿做律师了。北卡是公立大学,如果是外州人,要交学费,我是南卡人,需要交学费,但没有私立大学贵。现在公私立大学的学费已经差不多了。

  北卡大学的老师中,有一位哲学教授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极大。他主要教黑格尔辩证法,他告诉我们要看事物的性质是什么,会怎样发展,要解剖它,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矛盾,看发展的动力,怎样从量变到质变。这对我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在中国坐牢,还常想起这位教授,用他教授的方法分析自己的处境,寻找解脱的方法。除了教哲学、逻辑,这个教授还是一位高等数学的专家,但他在美国学术史上没什么名气。在美国,哲学往往是个贬义词。哈利· 波特第一卷在英国叫做《哈里·波特与哲学家的石头》(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但在美国出版时,就不能叫哲学家,叫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哈里·波特与魔术师的石头》,魔术可以,哲学就不行。美国人认为哲学是空洞的东西,会影响销售。听说在中国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看来和美国差不多。我有时候觉得,“文革”中林彪讲的东西也有点道理,研究哲学要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去分析,“活学活用”,不然确实会陷于空洞。我的哲学老师是非常反对共产党的,我参加共产党后,告诉了他,他很失望,他说:愿意牺牲自己,是不合理的想法。意思是不符合理性。

  大学一年级时,我没有过问政治,只参加了一些一般的辩论会和社会活动。但是有件事情让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我和一个舍友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州政府委托学校的一个项目,到纺织工厂开识字班,教纺织工人识字。当时的纺织工人大部分是文盲。我们两人晚上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开始教工人ABCD。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真相:第一,什么是扫盲?扫盲的标准是什么?我发现所谓“扫盲”,目标只是能写出自己的姓名。我了解到,只要能写名字,人口普查的时候他就不算文盲,这样州政府就有政绩,完全是个表面文章。第二件事,我在给一个中年纺织女工教字母时,她的三个小孩找来了,三个都没上学。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赔本的买卖,我们教母亲识字,而她的孩子又不上学,教了有什么用?我跟舍友就都不干了。

  不干以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左派学生会,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在我们学校的分会。我们参加后,就开始接触黑白和平权的问题。当时南方最突出的是选举权问题。南方十一个州,投票要交人头税,叫Poll Tax。后来我在中国读到白居易的《买花》诗,深有感触:“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跟当时美国南方很相似,什么都要交税,税还很重,黑人肯定没有钱,白人也不一定交得起。一个佃农,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为了投票付一大笔钱,他不会干。美国国会最反动的参议员、众议员都是南方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被选掉,因为当地绝大部分人没有投票权,只要20%有投票权的人投他的票,就万事大吉了。左派学生会要求取消Poll Tax.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在第一阶段,希特勒开始攻打英法,苏联还没有参战,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美国逐渐趋向参战。我们都反战,要求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事情。后来苏联入侵芬兰,跟小小的芬兰打起来了,美国人同情芬兰,学生会里面出现反共的人,我就积极跟反共分子斗争,因此被选为学生会会长。后来我发现,随着苏芬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反共,而且很奇怪,这些人原来跟共产党学生一起争取平权,争取一般人权,一反共,连这些也都不讲了,彻底变化。我想,我要是不参加共产党,不抛下锚,扎下根,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我主动找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要求入党。我是1940年加入美共的。

  我不但自己入了党,还拉我的舍友入了党。这件事说起来还有个故事。美国麦卡锡主义有个前身,就是30年代的戴斯(Dies)委员会——戴斯是德州的众议员。该委员会派了两个人调查我们校长,说他有共产党嫌疑。我和舍友早上起来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很生气,我就说,他们要共产党,我们就给他共产党吧,我们俩就参加了共产党,表示抗议。我们的校长是个个子矮小的南方人,很了不起。刚到学校时,我出麻疹,住在校医院隔离病房。校长来看我们,他对我说,我看到病历,你姓Rittenberg,来自查尔斯顿,跟我的老朋友Sam Rittenberg有什么关系吗?我说那是我爷爷。这个校长谁都认识。出麻疹认识后,校长请我参加每星期天下午在他家里举行的茶话会,这是专门招待学生的聚会,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有一次聚会,校长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为什么南方的纺织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却比北方的纺织工人低三分之一?原因在于南方的黑人拿的工资还要低,资本家利用黑白矛盾把大家的工资都压低了。南方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先解决对黑人的歧视问题。这些思想,我都吸收了。但校长不是共产党,相反,他反对共产党,不过呢,他认为每个党派、每种政见都有存在的权利。那为什么会被怀疑为共产党呢?我们的英语文学教授埃里森是共产党,大选时,共产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黑人,他到北卡罗来纳州州府罗利市来做竞选宣传,住在一个黑人开的小饭馆里,埃里森教授过去跟他吃了顿晚饭,结果被记者发现了,州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学校开除埃里森教授。校长说,可以开除他,条件是,你得先开除我。

  当时美国南方共产党是“地下党”,只有一个人是公开的,他是南卡北卡两个州的书记,是公开合法的,但他自己并不参加活动,只在背后指挥。这是个品质非常高尚的老电工,因为从事共产党活动在阿拉巴马州坐了几年牢,在牢里得了肺病,身体不好,穷得叮当响,家里总吃野菜。纽约共产党总部给他津贴,指挥他。我们知道他是书记,他知道谁是党员,他有我们的名单,我们都直接跟他联络。我们对他特别尊敬。美共的组织是很松散的,后来我去各地搞工人运动,如果当地只有我一个党员,那就一切自作主张,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小组,在固定的地方,比如在大学,就有小组。小组上面就是书记。后来我们有个党委,我还做过党委的教育书记,管南卡北卡两个州。所谓党委,也比较空,我负责宣传教育,另外一个人负责工会活动,联系黑人。党员的人数,两个州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百人。不过连查尔斯顿都有秘密党员,我妈要是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准会吓一跳。从我们家出来,把口的地方有个食品店,是一个希腊人开的,店主的儿子就是秘密党员。有一些贵族也是秘密党员。书记有党员名单,我下去收党费,书记告诉我谁是党员。南卡北卡的党员,对个人品德要求很高,男女关系不能随便。这都是书记要求的。有些地方,譬如纽约,就比较随便。我到纽约开会,或者去募捐,发现那儿的党员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纽约的党员中有许多艺术家,他们喝酒,个人生活随便,我们都看不惯。相互之间怎么联络呢?打电话不行,写信也不好,容易暴露,联系的话,我们得找书记,或者他找我们。他有个破车,到处跑,找我们,好像也没有管不过来的情况。我也会去纽约找一些大富翁筹钱,有些大富翁同情共产党。1940年春天,我到纽约参加了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我们几个南方人一起到一个农场去参加党的培训班,培训了几个月,主要是学苏联的、斯大林的东西,我们都崇拜斯大林。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斯大林宗教。我们也学联共(布)党史,跟后来在中国学的一模一样。很奇怪,当时好像所有的坏蛋都是托派。在北卡德姆市(Durham)有一个我管的小组,有一次我们到一个黑人木匠的家里开会,他不在家,我们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钟,他才回来。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有轨电车上,他跟人吵起来了,他告诉我们:“有个托派王八蛋踩了我一脚。”在他的脑子里,托派就是坏蛋,坏蛋就是托派,因为他在党内就是这么学的。他不会骂别的。老木匠是非常好的老党员。

  后来我到延安,跟陆定一说起我们美国地下党的情况,他哈哈大笑,说你们那算什么地下党。确实,跟中共地下党处境凶险、组织严密比起来,我们确实算不得地下党。回想起来,我们那些人里头有没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呢?很难想象没有,但也想不出是谁。个别人我们当时就有怀疑,我们怀疑的是那些经常在工人面前吹嘘自己如何了不起,如何自我牺牲的人。有个基督教牧师,也是党员,经常在党的会议上讲有人收买他,但他不出卖党。老讲,别人就说,你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自己出卖了,然后把钱交给党。他体会不到,能够参加就是幸运。

  但从我母亲的角度看,这一定是一种牺牲。我下面会讲到,从事劳工运动也确实有各种危险。我的父亲比较能够理解。他跟我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你信奉社会主义我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太坏,不过我家庭的利益已经跟资本主义紧扣在一起了,我本人没有办法。第二,我觉得谁也还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来。他不认为苏联有什么好。但是,我没钱最穷的时候,他偷偷给我钱,五十块钱,一百块钱,表示支持。他说,你选择的道路,我只能支持你。我妈妈反对得很厉害。对我参加共产党这件事,我估计我妈一定猜到了几分,但不确定。刚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时,跟妈妈发生过一次争论,妈妈说:就算你的革命是对的,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儿子?我说:妈,你根本不知道,不存在牺牲我的问题,他们容许我参加,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个道理跟我妈说不清,但确实是这样的,一般工人对大学生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能够接受我,我觉得很幸运。我很注意不说那些大词,不让他们觉得我是大学生,自以为了不起。

  我的那些党员同志都是扎扎实实的,一心做好党的工作。你问我他们的追求是什么?是不是想把美国建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恐怕那样想的人不多。我自己反正没有这么想,真正在美国搞革命是很遥远的事。我自己就是坚决争取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都是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