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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婚姻中的爱与性

《婚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伊丽莎白•阿伯特

  爱与好感

  世上还有谁比简·奥斯丁更加了解爱情与婚姻?作为安立甘教会一位教区长(为了贴补家用,他还要种地和在寄宿学校教书)的八个孩子之一,她非常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尤其明白当时的女性该如何出人头地。在《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诺桑觉寺》和《劝导》(1817)等书中,奥斯丁揭示出基于爱情的婚姻的新的一面与女性在经济和法律方面无法独立的旧有问题之间的矛盾。

  简·奥斯丁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不乏各种机智人物的陪伴。姐姐卡珊德拉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她拥有善良忠诚的兄弟、慈爱豁达的父母,她完全投入到家庭的社交生活中,深受兄弟们的孩子的喜爱。她是个手艺高超的女裁缝,擅长丝绸刺绣。她会弹钢琴、会唱歌,读英语和法语书,会画画。私下里,她还写故事,不过只和家人分享。躲在屋里写作的时候,听见仆人或者客人进来,她会把手稿藏好。在这个男人害怕过于聪明的女人的世界,没有人知道简·奥斯丁究竟有多么聪明。

  15岁之后的简·奥斯丁正式进入婚姻市场,除了拥有良好的教养和优越的家庭背景,她还是个心地善良的大美人,一位年轻女子曾经说“她姐姐和她本人是英格兰最漂亮的两个女孩”。

  这张简·奥斯丁的版画肖像是受到她姐姐卡珊德拉的一幅画的启发创作的。多亏有卡珊德拉写实的艺术风格,简·奥斯丁的美貌才不至于被后世遗忘。

  据奥斯丁最喜欢的兄弟亨利回忆,她特别喜欢跳舞,而且是个中高手。在家庭的社交圈里,可以见到一些缺乏财力让女儿在社交场合亮相的父母,而这是她们的主要择偶机会。社交生活通常包括舞会,有时是晚餐聚会后的即兴舞蹈,有的是本地舞厅中的正式舞会。《傲慢与偏见》中的一个人物曾经评论说:“爱上跳舞是走向爱情的必经步骤。”

  奥斯丁就经常和父母参加星期四晚上的舞会。1795年到1796年的圣诞节期间,她曾经和汤姆·勒弗洛伊短暂擦出过爱情的火花。汤姆是奥斯丁邻居的侄子,在去伦敦学习法律之前来此地拜访。简在写给卡珊德拉的信中表现出对这段关系的激动心情:“我几乎不敢告诉你我的爱尔兰朋友和我做了什么,你自己想象一下在跳舞和坐下来时能做出来的最不检点和令人震惊的事情就可以了。”关于这件事她只提到这么一次。

  两人的欢乐时光是短暂的,汤姆的家人注意到他们的密切关系,就让汤姆立刻离开,他们虽然尊重奥斯丁的家庭和人格,但是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汤姆没有钱,读书全靠一位叔祖父的经济资助,未来的律师事业也要靠他赞助,所以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和简结婚。对于汤姆的离开,没有记录显示简表现出任何痛苦或失望的迹象,她的传记作者德德拉·勒·法雅认为,奥斯丁当时“处于醉人的舞会宴乐和令人兴奋的爱情承诺之间的两难境地”。

  简·奥斯丁与另外一个男人也有过一段夭折的爱情,卡珊德拉认为这个男人非常有魅力、英俊、优雅,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赢得简的爱情。他们是在一个海滨度假区相遇的,离开之前,他宣称很快就能再次见到奥斯丁姐妹。不久,她们听说这人突然去世了。“我相信,如果简曾经爱过什么人,那一定是这位无名的绅士,”她的侄子表示。

  虽然在这种令人开心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好多年,简无法忘记的是,只要她还没结婚,就一直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她写了一首小诗,无伤大雅地嘲弄了急于寻找夫婿的漂亮姑娘玛利亚。玛利亚身材高挑,性格幽默,“中等年纪,善于调情”,“出入各种舞会却无功而返”,“寻找一位丈夫是她的最终目标”,最后她嫁给了“苏醒先生,而像他这样的人,她在年轻的时候是看不上的”。简曾经以严肃得多的语气提醒她的侄女:“单身女子很有可能变穷——这是必须结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奥斯丁后来的做法却与她的观点不符。1802年12月,哈里斯·比格-惠瑟向她求婚,虽然不爱这个人,她还是接受了求婚。哈里斯是她童年时代就认识的奥斯丁家的朋友,“一个大块头、长相平庸的男人,话不多,一开口就结巴,在谈话中具有攻击性,几乎毫无变通可言”。不过,他是一个大庄园的继承人,如果成为他的妻子,奥斯丁就能让父母过上更舒适的生活,给仍然单身的卡珊德拉提供一个永远的家,甚至帮助她的兄弟们。然而就在接受求婚的第二天,她反悔了,因为她不爱他。她从未后悔自己的决定,多年以后,她对侄女说,在考虑别人的求婚的时候,“除非你真的喜欢他,不要做出太多的承诺或者想要接受他。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最难忍受和持久的事情”。

  无情的时代

  自有人类开始,即使在最讲求实际的婚姻中也能找到激情之爱,不过,就算如此,这种爱也会被人轻视,归入情欲的行列,认为它会腐蚀良好的婚姻。“像爱情人一样爱自己的妻子是最不纯洁的事情,”古罗马思想家塞涅卡如是说。公元前184年的罗马,政治家、将军和作家加图把一位议员驱逐出参议院,因为他不知廉耻地大白天在女儿面前与自己的妻子接吻。

  更有甚者,基督教新教的神学家们指出,女人本性淫荡、变化无常且喜欢引诱男人。一生都在与诱惑作斗争的圣杰罗姆认为,女人在性的方面贪得无厌,你给她一点火花,“她会发展成情欲的火焰……削弱男人的头脑,除了满足她的欲望之外不作他想”。

  虽然教会赞成婚姻必须出于双方同意,但他们仍然认为所谓的“爱”是一种能够破坏联姻关系的情感。1348年的黑死病大爆发也没有怎么影响到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但人口的急剧减少的确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人们在择偶时把经济因素放在第一位,爱情反而变得可有可无。用历史学家布伦特·肖的话说,就是:“婚姻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各种财富词语捆绑在一起,它们表示的就是字面意思而不是隐喻。”例如,女人是“流动资产”、婚姻是“合同”。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瑞也有同感:“男人的地产账册是终极的催情药。”

  女人居于从属地位是出现这种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主要原因。只要男人控制家产,包括女人的收入,只要女人在法律上仍然依附于丈夫,只要法律还把妇女看成其丈夫的附属物,只要丈夫宣誓保护和供养妻子,而妻子也宣誓服务和顺从丈夫,实用主义婚姻就会凌驾在基于爱情的婚姻之上。“婚姻的主体同时有两个支撑点:经济基础和性的忠贞,”法学家南希·科特写道。

  连穷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以1700年的法国为例,修道院长森纳雷·索格涅说他教区的民众“结婚的动机不是出于好感而是经济利益驱动。大多数人在找老婆的时候只关心她嫁过来可以带来多少头绵羊,只要有钱拿,连名声败坏的女人和女孩他们也敢要。每天都可以看到男人把品行不佳的女人娶进门,她们的小算盘是和人乱搞怀孕之后通过堕胎得到一笔小钱”。

  为了避免丈夫和情人的通奸行为对婚姻的破坏,社会判定通奸所生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私生子,这又是婚姻制度对情欲之爱的一次胜利。与之共存的是,虽有亨利八世的例子在前,但想要通过离婚随意更换配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通过找情人,男人可以在保证婚姻和妻子的地位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放纵情欲。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势力的反对共同促成了婚姻的巨变。基督教新教不同意罗马天主教提出的“独身生活是圣洁的”的教义。数年来一直禁止牧师结婚的教会终于允许牧师等神职人员结婚。而几个世纪以来,很多神职人员的事实婚姻都得不到宗教和法律的承认,他们的妻子只能作为情妇,孩子只能算是私生子。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前修道士马丁·路德的婚姻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桩。1525年,42岁的路德和卡特琳娜·冯·博拉结婚,新娘26岁,曾做过修女,路德帮助她从一座西多会修道院逃了出来,把她和另外11名修女藏在运鲱鱼的马车上。路德的一位学生戏谑地说:“一辆装满贞洁处女的马车刚刚来到镇上,她们急切地想要找人嫁掉。恐怕再发生更坏的事情,上帝赶紧赐给她们丈夫。”

  路德的婚姻史无前例地推动了神职人员婚姻的合法化。但是这类婚姻最初也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作为前修女,卡特琳娜有三个选择:回到她逃出来的那个修道院、回到家人身边、结婚。第一个选择是她死都不愿意的,而先后把她送进寄宿学校和修道院的父亲在她母亲死后一年就再婚了,所以卡特琳娜选择结婚。她爱上了希罗尼莫斯·鲍姆加特纳,但是他贵族阶层的保守家庭不同意他与前修女结婚,因此他和另一个女人订婚了。后来,卡特琳娜恳求正忙于为修女们找对象的路德不要把她嫁给他为她找的丈夫——(对她而言)吝啬的帕斯特尔·卡斯帕·格拉兹。她说她愿意嫁给路德的朋友尼古拉斯·冯·阿姆斯多夫或者路德本人。

  路德最初并不打算结婚,但是,1525年,他突然向一位朋友宣布:“如果我在死之前能够结婚,我会娶我的小凯蒂,要是我还会听到农民叛乱的消息的话。”(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取悦父亲,父亲希望家族可以有男性继承人。)路德后来回忆: “我从未爱过我妻子,我认为她为人骄傲(她就是这样),但是上帝让我可怜这个被抛弃的女孩,他使我的婚姻变成最幸福的。”简朴的婚礼是在路德家中举行的,由于太过突然,他的好友、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克森抱怨道:“没想到路德娶了博拉,他都没有向朋友们提到过这个打算。”两周后,路德夫妇举行了公开的庆祝仪式。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开始,但是路德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就算用法国和威尼斯来交换我的凯蒂,我也不会同意,”路德对一位朋友表示。他又告诉另一位朋友:“凯蒂是我宝贵的肋骨……感谢上帝,她温柔、顺从,超出了我的期待。为此我宁愿过清贫日子,也不当富豪。”卡特琳娜也没有辜负路德,丈夫去世后,她对他的姐妹说:“我真的非常难过,心碎的感觉无法形容,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没有心思吃喝,也睡不着。我就像个失去了国家的君主,亲爱的上帝把这个值得尊敬的好人从我身边带走了。”

  路德的婚姻观还具有某种色情意味,马丁·路德认为夫妻性行为可以补救更坏的罪行。即使基督徒夫妻也要性交,而这种癫狂的行为似乎让他们听不进上帝的教诲,所以,路德警告他们不要随意赤身露体并进一步放纵自己的感官,更不要尝试各种奇怪的性交体位,把“纯洁的婚床”变成“牲畜播种的粪堆”。不过,他相信女人像男人一样需要得到性的满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还由于阳痿而对妻子卡特琳娜感到抱歉。

  路德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在一次宴席上,有客人问卡特琳娜是否希望回到原来的修道院过修女生活,“不!不!”她回答。“为什么不?”客人追问。路德跳了起来,用一个反问回答客人的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女人们就要保持贞洁?”满室寂然,大家都坐在那里微笑。尽管路德很喜欢卡特琳娜——“我的小爱人”、“我亲爱的主妇”、“布道人、酿酒师、园艺师,她什么都能做”——但他仍然认为仅仅为了爱情而结婚是错误的,因此当子女追求以爱情为主的婚姻时,父母有权阻止。当他的亲侄子没有征得家人同意就订婚时,路德答应给女方的父母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责备他们。与此同时,他却公开指责当时的父母们强迫子女和自己安排的、子女并不爱的人结婚。

  路德看重的是所谓的婚姻之爱——就是婚后产生的爱情,而不是婚前。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西欧还是北美,父母包办婚姻的风俗古已有之,过去的讲道中提到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用现代的眼光可以理解为好感或者很高程度上的喜爱。“人们认为适得其所的爱是有价值的,”斯蒂芬妮·孔茨写道,“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仍然视其为洪水猛兽。”

  卢卡斯·克拉纳赫是以现实主义著称的宫廷画家。他是马丁·路德和卡特琳娜·冯·博拉的订婚见证人。克拉纳赫在1529年和1530年分别为路德和卡特琳娜创作了这两幅画像。

  首先,这些人认为,爱会破坏夫妻间的力量平衡,如果丈夫太爱妻子,他的权威就会被削弱,进而带坏其他人家的丈夫。如果丈夫有外遇,妻子认为他是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值得怜悯的受害者,从而和他大吵大闹的话,那么这种爱还不如不要,因此妻子必须容忍丈夫的拈花惹草。同样道理适用于挨丈夫打的妻子,她们有责任接受丈夫的“管教”,只要管教的行为没把她们变成残废或者要了她们的命,就应该忍受。“婚姻中的暴力和残酷行为从那些希望到教区法庭中寻求公正的原告的控诉中,以及贵族男子控告妻子的情人、希望得到经济赔偿的行为中可见一斑。”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瑞写道。

  爱情的培养

  到了17世纪,就在伊丽莎白一世宣布“爱情是虚假的!”这句话的几十年前,爱——或者好感——已经被认为是促成婚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大家纷纷建议丈夫和妻子“互相喜爱”,社会最高阶层的大多数成员对此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王朝的兴旺是择偶时的首要考虑。著名法理学家爱德华·库克爵士把女儿绑在床柱上揍她,逼她同意嫁给自己为其选择的夫婿时,一定是这样想的。而较低等级的成员以至中产阶级,则开始在择偶时以爱情为主导。

  在新法兰西,瑞士旅行家彼得·卡姆听说女孩们在做家务时哼唱的歌谣里充满了“爱”和“心”这样的字眼。连远嫁他乡的“国王之女”们也对爱情青眼有加,尽管她们的职责是迅速结婚,其未来的丈夫则收到这样的警告:“所有志愿人等,年龄足够结婚的,必须在国王之女乘船抵达后15日内结婚,不得以钓鱼、打猎和与本地人贸易等理由推辞。”不过,国王之女们并没有被官方命令吓得匆忙结婚,据历史学家伊芙斯·兰德里对其婚约等文件的分析,国王之女婚前的考虑时间平均是五个月,而不是所谓的15天。

  登陆新法兰西后,国王之女被送到各处的女修道院,由修女管理。不久,高级殖民官员和社交女性们在总督别墅举行酒会,邀请国王之女前去与单身汉们见面。乌尔苏拉修道会高级监事玛丽·德·兰卡纳斯嬷嬷赞许地指出,国王之女擅长评价男人,尤其是在他们比自己至少大十岁的情况下。她们的首要考虑是男方是否有地方住,“她们的做法很明智,因为那些没有成就的男人要努力忍受很久才能使其过上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国王之女还要考虑她们在男人眼里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取消了匆忙订下的婚约,因为“双方之间已经不再有好感了”。事后,她们又与别的男人订婚。少数人再次改变主意,撕毁新的婚约,不久又嫁给别人。只有在男方满足其他一切条件时,她们才会服从自己内心的喜好进行选择。

  18世纪初,启蒙哲学家们透过理性的角度,运用新发现的概念——“人追求幸福的需要”来看待婚姻,他们的想法与普遍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婚姻的定义。18世纪70年代的法国,婚姻不幸福的夫妻会在个人生活中运用新的理论解决问题,同时希望终止婚姻的无爱夫妻也从几十年前的不到10%增加到40%。英国亦是如此,爱情成为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托马斯·布伦戴尔告诉女儿莫莉:“我不会强迫你结婚,因为你可能嫁给自己不爱的人,痛苦地度过余生……我只希望你的对象是个有社会地位的绅士,性格良好,信奉天主教。”

  不过直到18世纪过去几十年之后,还有人反对在婚姻中给予爱情如此多的重视。年轻的法国贵族吉纳维夫·德·马博塞尔和她的朋友阿德莱德·莫连德的对话就反映出人们对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的复杂态度。“想象一下,”她写道,“共同度过十个月的婚姻生活后,德·拉维尼先生竟然仍爱着他的妻子,这是一种多么持久的热情。他们一定会成为子孙后代的典范。”

  英国淑女伊丽莎白·帕克则因为相反的问题举棋不定:是嫁给自己喜欢的没有钱的爱人还是听从父母,拒绝他的求婚?“安排子女的婚姻时,父母考虑最多的就是金钱,”她的爱人表示,“根本不为子女的幸福着想。”伊丽莎白整整花了七年时间才说服父亲同意自己的婚事。

  还有的女人则竭力避免嫁给自己不爱甚至厌恶的男人。21岁的弗朗西丝·伯尼终日哭泣、绝食,下跪请求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个父亲要求她嫁的恶心(她认为)男人在一起。她父亲后来心软了,弗朗西丝爱上并嫁给一个背井离乡的法国穷人,写了一本叫做《卡米拉》的描绘爱情和贫穷的小说,并因小说的畅销而成功脱贫。

  英国的安妮和威廉·格西普的传统婚姻不仅把两家的财产合并到一起,而且促成了他们终生不渝的爱情。26岁结婚的安妮对威廉说:“我爱你,比爱自己还要多一千倍。”威廉给她写信说:“我的心总是为它所爱的敞开。”但是,当他们的儿子和继承人乔治和一位虽然漂亮但为社会不容的女人秘密结婚后,威廉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爱情固然很好,但是爱情的双方首先要般配。“互相爱慕对婚姻幸福相当有利,但是无节制的热情会导致双方漠视一切规则。”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瑞写道。

  18世纪末期,因为爱而结婚成为流行的公众观点,尽管这里所谓的爱和能给人带来情感慰藉的强烈好感有所不同,但是这一进步标志着不仁慈和暴力促成的婚姻的终结。“成功婚姻的标尺不再是它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获得多少有权势的亲戚,或者能够生多少孩子,而是家庭对个体的情感需求满足了多少,”斯蒂芬妮·孔茨写道。

  两情相悦的婚姻成为新的标准,但是由于妻子仍然在经济和法律上处于依附丈夫的地位,爱情在许多人的婚姻里并没有起到主宰作用。简·奥斯丁1811年创作的《傲慢与偏见》书中经济拮据的小妹玛丽安妮·达什伍德无法想象嫁给一个每年收入不足两千磅的男人会怎么样,因为家庭的收入无法供养“一群得体的仆人、一辆马车(或许两辆)和几名猎手”。

  男人也要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乔治·杜穆里埃是个不名一文的艺术家和作家,他就是个典型的因为没钱而结不起婚的中产阶级男性。19世纪60年代初,杜穆里埃不再追求十分适合自己的爱玛·莱特维克,因为她家的生意倒闭了,但是,出于对她的爱慕,他很快又开始追求她,两人订了婚。为了结婚,杜穆里埃需要积攒一千英镑。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攒够那么多钱,而且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也逐渐恶化。母亲建议他找个情人消除焦虑,但是被他拒绝了,理由是“除了她,别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是大猩猩”。爱玛的父亲拯救了他,把彩礼数目降低了200英镑,这一折扣使得杜穆里埃恢复了健康,他很快就和爱玛结了婚。

  只要嫁妆和彩礼等经济要求以及社会的成见左右着婚姻的进程,父母的意见就仍然起到主导作用,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只能出现在小说中,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曾在第二章记述过爱丽丝·凯瑟琳·迈尔斯寻找丈夫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特权阶级的典型观念。由于控制了婚姻市场,爱丽丝和她的朋友们能够体验到爱情并可以坦率地讨论它。“理论上讲,在一间开满了玫瑰的小茅屋里谈情说爱是很不错的事情,”爱丽丝总结道,“但是,在宫殿里谈情说爱的感觉更好……爱情本身很有魅力,毫无疑问可以给生活增添色彩,也是难以被外界影响的,但是不能光有爱情,你必须掌握其他资源,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爱丽丝给她的好朋友埃吉写信说:“有的爱情必须变成婚约,不过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当“极为”美丽的伊迪斯·伍德同意嫁给她并不爱的“拥有信用良好的产业和每年一万两千磅进项、四五十岁的埃塞克斯乡下佬”时,爱丽丝为朋友感到高兴。她认为,每年一万两千磅的进项可以击败任何爱情。

  北美的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中,金钱、产业和经济前景依然是择偶时首先要考虑的条件。但是谨慎的社交文化和社群的共同意愿使得爱情在婚姻安排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阶层的家庭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拜访、茶会、晚餐、跳舞、采摘水果、野餐、乘雪橇、上教堂和慈善活动——都在一个高度规范化的,由亲属、朋友和熟人组成的社交网络中进行。

  很少有陌生人闯入这些无形的大门,它们被圈内人保护得很好,特别是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更是受到特殊关照,他们可以在全部是门当户对的适婚男女的圈子里自由交际,在无需父母监护的前提下与心仪的对象发展特殊情谊,他们无需着急,尽可以慢慢等待爱情生根发芽,最后选定合适的伴侣。

  例如,弗吉尼亚的伊丽莎白·甘博尔拒绝了威廉·沃尔特的第一次求婚(“我受到了打击——被击倒了……啊!”他对一位朋友说),然后又相继拒绝了他的第二次(这次据说是“非常温柔、非常甜蜜、像天使一般的”)和第三次求婚,直到他最后一次求婚,她才承认威廉已经“在她心里有了秘密的位置”,并最终接受了他。上加拿大的玛丽·盖普尔同意嫁给爱德华·奥布莱恩,只是因为她发现“他了解我的所有想法和感觉,而且非常喜欢我,他的爱符合我的口味,有时让我觉得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中上层阶级的这套择偶方法非常有效,他们能迅速找到最喜欢的、门当户对且宗教信仰相同的婚姻对象。而其他阶层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觅甚至一无所获。

  美国南部的人尤其认为爱情是衡量人生质量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父权社会中,相对弱势的女子在爱她的丈夫的尊重和呵护下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是由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女人在发现自己的真爱之前是不会结婚的。“我亲眼见过许多不幸福的配对,差点因此灰心失望,”一位年轻女子写道,她的朋友“迈出了不可挽回的一步,她的未来就定下了,她把幸福交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中”。

  一位聪明的年轻美女——我们只知道她叫特姆斯小姐——被许多男性追求,她想出一条评判自我感受的方法。“当他们坐在灯旁的时候,她会看着他,暗暗问自己:‘我愿意在余生中一边缝补袜子,一边和他坐在这里度过每一个冬天的夜晚吗?’绝对不,她的内心回答。不,不,一千个不。因此,这个追求者就该让位给下一个追求者了。”

  当爱情和金钱无法兼得的时候,父母就会优先考虑经济因素。有时候子女会反抗。1817年的蒙特利尔,塞西尔·巴斯特尔因为拒绝了有钱但自己不爱的追求者而惹恼了母亲和兄弟。“我绝对不会在不喜欢对方的情况下轻易许人,”她宣布。德克萨斯的丽兹·司各特因为父母让她嫁给经济状况不好的维尔·内布莱特而违抗他们的命令。

  也有人自愿接受虽然无爱但有经济保障的婚姻。上加拿大的玛丽·海伦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玛丽哀叹道:“我无法想象有比这更糟的事,但是人各有志,而且有人说这样的结合要比有爱情的婚姻更幸福,但我无法想象,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值得尝试的试验。”南方姑娘玛丽·莎侬认为一位叫乔治安娜的女孩和布朗先生的无爱婚姻其实就是“她嫁给了他的钱袋”。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发誓说:“就算身处逆境,我也不会为了钱而结婚。”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的女性都在努力寻找或培养有相爱可能的丈夫。爱情小说也让她们认为爱情是高贵的,无爱的婚姻是有辱人格的。

  上流社会的爱情

  美国人玛丽·维斯考特和法裔加拿大人阿米迪·帕皮诺相爱后并未遇到任何经济难题,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玛丽是长老会成员,阿米迪是罗马天主教徒,差异较大。他们纠结了很多年才结婚。这个故事反映出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上流阶层的婚姻选择的,当然,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社会地位和财富。

  独生女玛丽·伊莲诺·维斯考特,性格迷人,教养良好,是纽约萨拉托加-斯普林的商人詹姆斯·维斯考特的唯一女儿,也是他第二任妻子的继女。路易-约瑟夫·阿米迪·帕皮诺是律师、政治领袖、庄园主路易-约瑟夫·帕皮诺的长子。老帕皮诺的经济观念保守,他贵族化的社会观点与儿子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共和观念相冲突。1837年的爱国战争失败后,老帕皮诺逃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学习法律专业的阿米迪因为对叛军的支持而被当局通缉,所以他也逃到了这里。阿米迪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重新拾起法律专业的学习并且在维兰德学院给女学生教法语养活自己。

  接下来的两年,阿米迪加入了玛丽所在的社交圈,与她的家庭建立了友谊,还参加过她12岁兄弟的葬礼。1840年12月1日,准备动身和已经定居法国的家人相聚的阿米迪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玛丽,那时他20岁,玛丽19岁。在分离的日子,这对情侣以长信和互寄剪报往来,直到1843年6月阿米迪重返萨拉托加。回来之前,玛丽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意,阿米迪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噢!我是多么快乐!”

  但他们在萨拉托加的重聚是短暂的,得知两人相爱的詹姆斯·维斯考特非常震惊,他和妻子担心如果玛丽嫁给阿米迪就要放弃受到帕皮诺家嘲笑的长老会信仰。他也不愿看到爱女搬到遥远的蒙特利尔,而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詹姆斯并没有强迫两人分手,但他命令两人等上四五年再结婚,给爱情一个考验,而且只能偶尔联系。玛丽把自己的头发装在一只链坠里送给阿米迪,发誓永远爱他,还警告说,如果阿米迪有负心行为将得不到她的原谅。“我的灵魂极其悲伤,”阿米迪哀叹道。在一首诗中,他写道:“再见,玛丽.W。我必须到另一片土地居住,亲爱的玛丽,忍耐着不去爱你。”

  回到下加拿大(他过去的政治观点已经得到了宽容),阿米迪成为蒙特利尔高等法院的首席书记官。遵从詹姆斯·维斯考特的命令,他很少与玛丽联系,经常用诗句寄托自己对玛丽的思念。玛丽则感到十分矛盾,她考虑和阿米迪分手,主要是因为两人的宗教信仰差异。她自问是否真的爱他,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又担心嫁给一个外国天主教徒会令父母伤心。最后,她父亲勉强同意她与阿米迪订婚。

  “我亲爱的孩子,”她的继母写道:

  你已经走出了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我认为他是我多年来见过的最值得拥有的男人;作为一位绅士,他非常符合我的标准……实际上我很希望能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儿子,除了他的宗教信仰之外……我认为他的教育背景和能力已经超出了我的期望,我希望你能幸福……你必须尝试坚定自己的新教信仰,构筑一道坚固的堡垒抵御他们的侵占……P夫人有一个兄弟是神父,他们非常狡猾,想要劝每一个人改宗——我和P先生谈过——我说,你的家人和朋友会把玛丽视为异教徒,你认为我们会怎么想?……他说你们想错了,我的父母非常开明,我的所有家人都不会这样做。

  从继母的信中可以看出玛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矛盾状态的原因。玛丽在写给阿米迪的一封信中寻求理解,还描述了一些自己的感触。

  我非常被动,这是真的。我的家人思想保守,我一直处于这种强大而危险的影响之中,在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作为子女的责任之间挣扎……又不敢审视内心,几个月来我一直避免自我面对。你也许不理解我。我觉得没人可以,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父母,但是……我不忍说出可能激怒那些爱我的人的话语。

  一方面是玛丽的继母对天主教徒的不信任和她对帕皮诺的反教权主义思想的不屑一顾,另一方面,玛丽的父亲不遗余力地对女儿施加情感压力。僵持数年后,阿米迪提出早日与玛丽完婚,这立刻遭到了维斯考特的拒绝。“(你的来信)让我十分不安,无论何时与女儿分离都会令我心碎,而你提出的日期近在眼前,我无法同意。”他补充道,“玛丽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不得不最后一次行使我的权力。”阿米迪——可能出于嫉妒或者任性——问玛丽她到底更爱他还是爱她父亲。她责备他:“如果我有姐妹可以取代我的位置,我会毫无惧怕地做出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不知道我父亲有多么依赖我,我是他快乐的源泉,”她写道。于是,阿米迪不得不答应詹姆斯·维斯考特把婚期推迟到一年后的1846年5月20日。

  5月初,阿米迪短暂访问了萨拉托加-斯普林,他和玛丽在几位朋友的见证下签订了婚约,其中规定,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每年可以得到600美元进项。不久阿米迪就回蒙特利尔工作去了。

  5月19日,阿米迪和父亲、兄弟拉克坦斯返回萨拉托加。婚礼仪式很简单,阿米迪本想请纽约主教前来主持一个天主教样式的婚礼,但没有如愿,婚礼主持人换成了长老会牧师A.T.切斯特。仪式在维斯考特家的客厅举行,只有15分钟左右。首先是牧师宣读致辞,然后阿米迪送给玛丽一枚戒指,两人携手以示联合。圣礼之后是一段祈祷,宾客开始庆祝。阿米迪的伴郎拉克坦斯负责切开婚礼蛋糕。玛丽把花束分给女宾们。客人吃喝完毕后同新人及其家人告别。接下来是新婚旅行,它和蜜月有所不同。

  多数夫妻婚礼结束后就到新家去开始过日子,但也有的会继续和家人在一起,或者等待无法参加婚礼的朋友来访。少数人会选择度蜜月,蜜月意味着私密和遁世,这与婚姻是个体的联合和家庭的联合的本质是相抵触的。不过新婚旅行可以让双方体验婚姻生活并且让众人确认他们的配偶关系。父母也可借机与儿媳或女婿及其家人加深感情。因此玛丽和阿米迪愉快地在女方父母和男方的父亲与兄弟的陪伴下开始了新婚旅行。

  这一群人有时候一起游玩,有时分散活动。阿米迪和詹姆斯·维斯考特一起访问了家族的建筑工地,顺便熟悉业务。路易-约瑟夫和拉克坦斯·帕皮罗简单游览了纽约城,玛丽有时和阿米迪,有时与父母一起在城中观光购物。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她的父亲给她买了一架蔷薇木的齐克林钢琴,价格高达450美元。最后,大家在一艘蒙特利尔的汽船上举行告别晚宴并开香槟庆祝,新婚旅行宣告结束。维斯考特夫妇擦干眼泪,和他们的女儿挥别。

  阿米迪的日记显示,他的新婚旅行是由一系列的观光和聚会组成的;具有诗人天性的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浪漫之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玛丽表示,在和他们分别的时候,她的心都碎了,甚至与爱人结婚都没有让她高兴起来。不过,和阿米迪的朋友们在圣约翰共进的一次浪漫早餐迅速改善了她的心情。接着她又为将来以玛丽·帕皮罗的身份生活感到紧张不安。

  看到女儿事无巨细都向自己报告,父母感到十分欣慰。和萨拉托加-斯普林与世无争的缓慢节奏相比,蒙特利尔是个迅速发展的大城市。阿米迪的母亲朱莉·帕皮罗给玛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的法语非常流利,而且热诚亲切地欢迎儿媳的到来。“在这里我感到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玛丽兴奋地表示,“一切事务都很好理解,很容易做,让人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一时间到帕皮罗家看望她的客人络绎不绝,在短短一周内就达到了一百多人。接着帕皮罗家举行了一场舞会庆祝玛丽的新婚。为了确保玛丽成为舞会上瞩目的焦点,朱莉·帕皮罗送给她一件“华丽的锦缎礼服”,还有一些珍贵的首饰,令其他来宾望尘莫及。玛丽·维斯考特和阿米迪·帕皮罗的婚姻生活一直过得不错,直到1890年玛丽去世为止。

  结婚五年后的玛丽和阿米迪,可以看出他们对婚姻生活表现出非常自信和从容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维斯考特-帕皮罗的联姻是以一场前途未卜、充满精神折磨的恋爱开始的,而结局是持续一生的美好婚姻。其基础固然是玛丽和阿米迪之间的爱恋,但无论两人多么相爱,他们能够结婚,只是因为双方门当户对。萨拉托加-斯普林是纽约最富裕的地区,也是最都市化的城镇,维斯考特家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富豪。而既有专业资源,又拥有大庄园的帕皮罗家不仅富有,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相当有势力。两个家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重视教育,有共同话题,而且穿着和品位相似。在政治方面也是门当户对,作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们认为改良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特权阶级生活方式并无冲突。

  但两家也有分歧。维斯考特认为阿米迪的天主教信仰非常愚蠢,帕皮罗家则觉得玛丽的长老会教义缺乏说服力,至少从神学方面看是这样,因为路易-约瑟夫虽然放弃了小时候接受的天主教信仰,但他仍然相信上帝。尽管玛丽的继母有所顾虑,但帕皮罗家没有劝说玛丽改宗,阿米迪和玛丽参加的是不同的教会,而且并没有什么妨碍之处。另外的问题是双方国籍不同,地理位置相隔较远,但是只要经常互相拜访就可以弥补。所以,在爱情的保障下,两个门当户对的年轻人求同存异走到了一起。接下来便是大家都关心的如何经营婚姻的问题了。

  1861年9月的一场邦联婚礼

  在宣扬独立主义的美国南方,按照当事人所在社群的传统举行了另一场以爱情为出发点的婚礼。南方美女瑞贝卡·“德加”·科尔斯·辛莱顿与亚历山大·切维斯·哈斯克订婚,亚历山大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是马克西·格雷格准将的参谋。德加和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都来自上层家庭,他们是在家族为其构筑的本阶层的安全社交圈中相爱的。玛丽·波尔金·切斯纳特的丈夫詹姆斯也是邦联军的准将,她这样描述德加和亚历克斯的战时爱恋:“德加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恋爱中的女孩,”亚历克斯则是个坚持不懈的追求者,他写了许多信催促德加立刻与他结婚,切斯纳特解释了原因:“在战时,人们的生命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德加一连哭了几天,然后答应立刻和亚历克斯结婚。他们的计划是: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举行婚礼,然后到德加的祖父家参加午餐会,接着去里士满度过“一段简短的蜜月”。“那一天,”切斯纳特写道,“婚礼早餐已经准备好,新娘穿戴整齐;但是亚历克斯没来,伴郎也没出现。啊!军人总是身不由己。新娘虽然没说什么,但早已哭成了泪人儿。”

  晚餐时间,亚历克斯和伴郎出现了,他的解释安抚了德加:因为发生了一些他无法控制的事件。餐后两人散完步,德加让玛丽·切斯纳特把牧师请来。“我今天一定要结婚,”她坚持道,“亚历克斯说我答应他今天结婚的。”玛丽拒绝了,因为天色已晚。但是德加“这个固执己见的小东西”说:“我不在乎,我答应亚历克斯今天和他结婚,我会做到的。把罗伯特·巴恩维尔牧师请来。”切斯纳特只好让步,“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罗伯特,然后,穿着瑞士平纹细布礼服(就是她订婚时穿的那一套)的可爱新娘结婚了”。

  当晚切斯纳特腾出她的卧室作为新房,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第二天天一亮,两人就登上了开往里士满的火车,“在战时度蜜月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切斯纳特写道。

  一年后,德加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没几天,她就听说亚历克斯阵亡的消息,德加伤心不已——但她同时表示自己“曾经拥有过几个月的完美幸福”——不久她也去世了。死的时候,她的一只手把几封没有拆开的亚历克斯的来信按在胸口。她穿着订婚和结婚时穿的那件“小小的白色连衣裙”礼服下葬。

  劳动阶层的爱情

  一位曾经结婚三次的老农场主表示,他第一次结婚是为了实用,后来两次是因为爱情,这是一种讲求实际的犬儒主义。萨姆的第一位妻子也是他的表妹,“她不是很漂亮,但她是个好人,而且勤快(还继承了不少家产)……她喜欢我,我认为和她结婚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了爱情结婚是很不错的……如果一个男人能负担得起的话;但是,不要小看钱的作用,如果没有钱,你得奋斗很久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妻子因为分娩去世后,萨姆陷入了热恋之中。“我们村里有个非常好的姑娘,唯一不足是她有一点轻浮。看到我追求她,小伙子们告诉我——‘萨姆,你最好另选别人,那个女的不够体面。’”但是萨姆“无可救药地爱着她”,根本不听劝告。婚后三天,他美丽的新娘抹了脖子,因为“既然不能和我快乐地在一起,还不如去死”,不过她的自杀也损害了萨姆的名声。萨姆后来又和“一个好女人”结了婚,也是因为爱情。

  与萨姆不同,女人们还是希望找到与自己般配的丈夫。年轻的保姆埃尔西诺和她的一位前同事结婚时,虽然不是很愿意嫁给他,她还是感到非常激动。她“虽然对他没有那种爱,但是也足够喜欢他,到了结婚也无所谓的程度,”她的雇主表示。

  这位前同事曾经大张旗鼓地追求埃尔西诺,她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婚事,原因一方面是害怕如果拒绝他会招致报复,另一方面是被他的决心感动。

  埃尔西诺和其他的劳动阶层的女人——以及那些有结婚愿望的男人——面临许多利害关系。和特权阶级一样,他们深知社会希望他们结婚,因为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核心单位;他们也知道爱情在婚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与自己互相喜爱的合适伴侣。

  劳动阶层的男女逐渐对个人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权,父母的权威已经淡出。城市的迅速发展,涌现出无数渴求劳动力的工厂和需要更多雇工的资产阶级家庭,劳动者从农村和其他城市蜂拥而来,到工厂、商店和私人家庭中工作。按天收费的工人逐渐取代了学徒。男人不再只有等待继承田地或者接手家族生意这一个选择,女人也能自己赚钱自己花,不再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父母。除了通过出售手工制作的物件或者农产品积攒嫁妆,她们还可以为将来制定明确的计划。婚姻通常是计划中的首要项目。

  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人会选择本社群的对象结婚,例如家庭朋友的儿子或女儿、父母介绍的邻居、同事或者工作时遇到的同行等等。爱情或者好感虽然是他们考虑的条件之一,但是并不是决定因素。例如,人们会警告年轻女子不要因为错误的“爱情”和“不理性的爱”耽误了婚姻,鼓励她们选择既能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又与其工薪阶层的地位相称的伴侣。

  工薪阶层建立的家庭不像过去的劳动阶层家庭那样,需要尽力生产几乎一切所需的生活资料。北美比较富裕的家庭中,一般总会出现专职的家庭主妇,这似乎成了一个标志,也说明其丈夫的赚钱能力。不过很多穷人家的妻子也是全职主妇,因为可以在家做活赚钱,例如培植园艺产品,制作黄油,缝纫和修补衣服,制作酱菜、罐头、肥皂和蜡烛——这些东西对其家庭的价值要比她们在外工作换取的微薄工资高得多。

  19世纪,年轻的劳动妇女宁愿去工厂上班,因为当保姆的收入更低。照片中的姐妹俩手持卷布用的纺梭,她们马上就要离开蒙特利尔到马萨诸塞的纺织厂工作。

  家庭生活的琐碎无聊有时对互敬互爱的夫妻感情是一种考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固然毫无疑问,但是男女力量的失衡导致妇女自主地位的丧失使得很多这类婚姻要“经受残酷的考验”。很多女性都是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的甚至因此而死。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社会舆论却倾向于批评女人,连执法机关也是如此。1777年,有人曾经送给女儿一句著名的忠告:“在女人的一生中,婚姻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使得她在余生中要么比任何人都幸福,要么比任何人都不幸。”

  由此可见为人妻者的弱势,也进一步促使爱情成为广为接受的婚姻选择的理想条件。南方夫妻伊丽莎白和威廉·沃尔特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威廉因为生意出门时,会与妻子频繁通信维系感情,伊丽莎白的责任是在丈夫外出期间把家庭照料好。作为妻子,人们认为她有义务把所有不快都隐藏起来,但是威廉担心伊丽莎白,因为她表示自己“非常不快乐”,他认为她应该知道自己的义务。“我不能阻止你的忧虑,”他写道,“……你会把现在的生活和你曾经享受的自由……(以及)你的崇高期望……相比,现实是,你必须结束那些幻想……你得对自己说——‘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是个妻子和母亲。’”

  在把婚姻视为每个人都必须担负的公民责任的社会,独身者必然受到鄙视,已婚者的爱情必然与经济方面的考虑和来自家庭的压力共存(有时候是激烈竞争的关系);与此同时,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女人是全职家庭主妇、男人作经济支柱的婚姻模式中,家庭是疲惫的丈夫休息的港湾,是由女人掌管的庇护所,她们向家庭提供“无私之爱,做好为了爱情牺牲一切的准备”。而在夫妻双方都工作赚钱的模式中,他们会盼望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在文学作品中,婚姻往往被视为一个美好的结局而不是持续一生的故事。例如著名的小说人物简爱,在那令人伤心的故事结尾,她胜利地宣布:“各位读者,我和他结婚了。”

  房中的天使

  文学作品和流行文化喜欢把家庭与婚姻联系起来,“家,甜蜜的家”象征的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出一种亚文化。擅长处理家庭生活问题的前辈们现身说法,讲述他们所认为的好主妇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通常是把家务技巧和道德标准结合在一起,认为能够成功把自己变成“房中的天使”的女性值得社会的表扬和丈夫的赞许与保护。

  诗人、有妇之夫考文垂·帕特摩尔在他的超长诗作《房中的天使》(1854)里把自己对全能家庭主妇的爱慕和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感情的刻画使这首诗十分流行,读者众多,整整几代人都会把他们心目中的完美主妇冠以这首诗的名字。诗中描写的丈夫菲利克斯·沃恩这个形象表达出作者的观点:爱情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大自然把“每一件东西都分成‘他’和‘她’两部分/而且,在生活的算术中/最小的单位是一对”,沃恩称他的爱人荷诺利亚“噢,陌生又甜蜜的我的另一半”。

  与此同时,菲利克斯明确表示,他在恋爱之前经过了谨慎的挑选——“一位可爱善良的女孩!她应该/至今只有三千磅/以后会更多”——他还跟从习俗,请求荷诺利亚的父亲同意女儿嫁给他。女孩的父亲允许他追她,但是如果荷诺利亚爱上了别的追求者,他也会同意他们结婚。无论如何,作为一位拥有三位未嫁女儿的父亲,菲利克斯的收入、财产和前途还是令他满意的。

  19世纪末,人类寿命的增加使他们更加重视爱情。1711年的英国,男人去世的平均年龄是32岁,1831年是44岁,到19世纪末提高到了接近60岁。婚姻的持续时间也随之增长:18世纪平均是15年,19世纪末翻了两倍多。

  北美的婚姻状况亦是如此,平均寿命显著增长,而殖民时期由于囊虫病、天花和痢疾等传染病的肆虐,平均寿命只有20~30年左右。19世纪晚期,公众健康的改善使得白人男性的平均寿命提高到57岁。(与此同时,许多是黑奴的非裔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23年,仅是白人男性的40%。)

  感谢医疗水平、饮食、住房、公共健康和个人卫生条件的改善,20世纪是历史上人均寿命提高最快的时期,男性从原来的46岁提高到74岁左右,女性平均寿命从48岁提高到80岁。

  如果配偶双方寿命长出很多,那么婚姻就会延续更久。如果缺少爱情,多出来的那几十年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

  婚姻与性

  所谓“婚姻的感情化”和“作为妻子的满足”有许多潜在的含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似乎应该把幸福寄托在丈夫身上,丈夫则应该为其提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成为她的代理人——例如男人有投票权而女人没有。如果遇到不负责任或者能力有限的丈夫,女人的道德优越感就占了上风,普遍的建议是,这时候她们还是装傻充愣比较好。(所谓的依据是,有主见的女人“可能会有人羡慕,但是永远不会招人喜欢”,这句话是一位尽责的父亲提醒他十几岁的女儿的,她非常爱读文学名著。)

  但是这种尊重和内在化也让“天使”变成了无性的生物:毕竟,谁会对这样一个从不犯错、自我满足和毫无激情的个体产生欲念?所以就出现了只要求女性保持贞洁却不要求男性的双重标准,大批男性带着性经验和对妻子是处女的期望走向婚床,通常情况下,女人只能浑身颤抖,要么带着恐惧等待最终的侵犯,要么期盼着这方面的人生经验尽快得到圆满。

  人们对性的看法是矛盾的,恐惧与喜爱并存。性意味着男人的愉悦和女人的苦痛。在一个娼妓猖獗的时代,性病的肆虐甚至让受害者的子女也受到牵连,病人的身体常会发出恶臭,而女人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便是忍受。如果妻子拒绝性交,丈夫有权采取法律手段迫其就范,而妻子却无法以强奸的罪名控告丈夫的侵犯。

  这种双重标准还允许男人放纵情欲,大搞婚外情、嫖妓或者包养情妇(假如能够负担得起的话)。女人则不得不保持忠贞,因为她们有责任维护家族血统的纯洁。结果导致所谓的“好妻子”就应该在毫无享受可言的性关系中忍气吞声,满足丈夫的需要。而且医学观点和流行文学都认为这是恰当的性关系,说什么女性的器官比男性更冷,至少不如男性那么容易受到激发等等。(结果所谓的“好丈夫”就不敢采用他取悦情妇甚至妓女时的前戏和性技巧来对待妻子,以免吓着她。)假如,惊讶或震惊中的“好妻子”表现出意料之外的热情,积极回应的话,她会认为自己的品行堕落,而很多丈夫也是这样想的。最初被美国列为禁书的玛丽·斯特普斯的《婚姻之爱》指出,这是因为丈夫被妻子的兴奋吓着了,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这种自相矛盾的性文化导致有的丈夫几乎无法与妻子做爱。斯特普斯的一位熟人就是这样,他“在度过放荡的前半生之后,遇到了一个自己尊敬和爱慕的女人,他娶了她,但是为了保持她的‘纯洁’——这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从未与她发生关系”。

  在美国南部,这个问题还有植根于奴隶制的种族色彩,因为白人男性会和有色人种的女性而不是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来追求色情满足。直到奴隶制结束,他们还会遵从“传统”——与黑人女性(通常是奴隶)发生关系来结束自己的童贞。“先生,当你看到(白人)晚上企图溜进黑人女子的房子的时候,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一位黑白混血儿在奴隶解放后这样表示。因此,白人男性会寻找和强迫自己与黑人女性发生关系,既破坏了对方的家庭,也毁了自己。生于密西西比州的20世纪作家威利·莫里斯直到12岁才意识到白种女人是一种性别存在。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人们认为白人女性应该在失去贞操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处女。”

  在奴隶时代,有的白人妻子以各种方式对抗这种传统,包括惩罚或者卖掉丈夫喜欢的女奴。不过大多数人选择假装忽略家中出现的黑白混血儿的父亲的身份,包括那些男主人养在家里可供随时泄欲的原是奴隶身份的小妾。白人妻子接受了双重标准——无论是性别还是种族意义上的——这种标准在其文化中安营扎寨,又被赋予她们的所谓“特权”(如法律保护她们的妻子地位并否认其丈夫的私生子女的合法性)淡化。这些法律规定奴隶的子女继承其母亲的法律地位,从而解决了许多棘手的混血儿问题——到1860年,12.5%的非裔美国人是黑白混血——尽管它们与英国的习惯法相违背。

  因此我们容易看出,性方面的双重标准和女性受到的压迫使得北美各地到处都是对性灰心失望的妻子。不过,很多妻子也会“厚着脸皮”像丈夫一样享受夫妻性爱。如罗伯特和艾丽扎·赫尔这一对,男的是个50岁左右的鳏夫,带着三个孩子,女的38岁,显然很享受两人的性关系。她曾经戏谑地表示。这样做“打扰了他的休息”。一位邦联军士兵的妻子艾伦·沙克尔福德·吉福特对丈夫打趣道:“上次看到你被下了药或者‘被诱拐’(这是他们的性暗语),我非常高兴。你不觉得这很不错吗,亲爱的?”另一位邦联军人的妻子,简·古德温,给丈夫寄了一封信,内容充满各种挑逗,堪比情色文学: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我们初夜的结合,那种只有我们两人见证和享受的爱和愉悦?……詹姆斯,我亲爱的丈夫,你是否还记得那天半夜,我们在沙发上先后体验到那种灵魂和身体的极乐境界……健壮的身躯拥抱着纤弱的身体,在娇小但坚实的胸膛上流连……你的某些部分富有冒险精神……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你要摸清我那高贵而慷慨的炮台的位置,那里常常赐予你宽慰和愉悦。你的见解是如此的独特,就像一个贵格会教徒:简,掀起你的亚麻裙,张大你的双腿,以上帝之名,接受雅各的播种。詹姆斯……请个假吧……我认为足够的假期是生活的必需……你会发现,进攻我的炮台只有一个困难——你的子弹也许不够用……你也无需害怕……每隔12小时援军自会来到……你的多次进攻都令我们双方感到满意,而且不会造成任何伤亡……期盼你的回信。

  简·古德温显然不是唯一陶醉于性爱并且利用这一点维系自己和出门在外的丈夫的关系的人。可是也有无数女人害怕怀孕,有的是因为朋友死于生产——美国内战之前的南方地区,死于产难的妇女数量是北方妇女的两倍,以至于妇女们将性爱和生产甚至可能的死亡联系到一起,性活动的短暂愉悦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已经生过五个孩子的丽兹·奈斯布莱特绝望地给丈夫写信:“这种对生产的永不止息的恐惧一直压抑着我想要见到你和拥抱你的冲动,我的渴望被套上了缰绳。”

  也有些不太追求享受的妇女,她们对性保持沉默,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子中不乏此类,她们可能接受了流行的观点:女性的激情是反常的,而对性不感兴趣则可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尚。婚姻的目的是繁殖,繁殖必然离不开性活动,然而出于对性的道德意味的畏惧,她们耻于追求纯粹的愉悦,也不把它视为增进情感的途径。

  所以,有的妇女会借生病之机或者装病逃避性活动。家境贫困的哈莉艾特·毕彻·斯托被养育孩子的重担压得苦不堪言。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她长期待在布拉托波罗疗养院,在那里和她的姐姐凯瑟琳住在恰如其名的“天堂疗养区”,可以做“水疗”,在新鲜空气中锻炼,花上几个小时和其他女人聊天。欲求不满的丈夫加尔文·斯托在一次探望之后对她表示:“和你睡在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房间的另一张床上,而你又像干枯的老太太一样冷淡,似乎不是我的妻子……拥有这样的婚姻,享受不到应得的权益,在我看来是最丢人的事情。”自从一年前哈莉艾特最后一次流产,他就没有和她睡过,加尔文认为“这足以杀死一个男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男人”。哈莉艾特不为他的恳求所动,在布拉托波罗待了18个月。“多年以来我从未享受过如此快乐的生活,”她回忆道。回家九个月后,她生了一个儿子。

  有的女人会完全避免和男人发生关系,她们保持独身,通常住在父母或者亲戚家。还有的心满意足地和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关起门来互相表达爱慕之情,“女同性恋”这个词还没发明之前就有了这种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女孩之间的浪漫友谊是允许的,她们会以最夸张的语言表达对彼此的感觉,互相亲吻和爱抚。不知这是不是女性对其终身大事——未来婚姻生活的预演和彩排?(亨利·沃德沃斯·朗费罗在《卡瓦纳》里回答过这一诘问。)

  自亨利·詹姆斯在《波士顿人》中指出这样的关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成人中也十分普遍之后,人们便将这种关系称为“波士顿式婚姻”,即女性之间忠诚坚定的恋爱关系,她们大部分是未婚的专业人士。浪漫的友谊和波士顿式婚姻的差别在于是否同居,同居本身就带有可能的同性恋情意味。北美洲还有拥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未婚女性和寡妇住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内战之后,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未婚女子和寡妇,这些非亲非故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波士顿式婚姻也在这样的保护伞下繁荣发展起来,没有了男性的控制和干预,女人们可以在平静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实现个人目标。有的只希望彼此相守共度余生,有的则想要实现职业目标或艺术野心。“在黑暗的19世纪,”莉莉安·费德曼写道,“她们奇迹般地创造了一种全新但昙花一现的‘女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去到任何地方’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