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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婚礼与婚后

《婚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伊丽莎白•阿伯特

  神秘的婚礼

  1434年,一对漂亮的新人拉着手站在沐浴着阳光的卧室里:经常造访布鲁日的新郎、鲁卡商人乔万尼·迪·阿里戈·阿尔诺菲尼和新娘乔万娜·斯纳米身着盛装,男的穿着毛皮斗篷,女的穿着白貂皮缝边的绿色长裙。新郎拿起新娘娇小的手,望向对方,另一手指点着什么。新娘的另一只手放在胃部,眼睛盯着拿着自己的手的新郎的手,一只小猎狗站在她的裙旁,露出机警的眼神,尾巴翘得老高。

  伟大的肖像画家扬·凡·代克用画笔记录下乔万尼和乔万娜的幸福一瞬。如果作画时乔万娜摆姿势摆累了,可以躺在身后的床上休息,不过她很有可能是坐在那张旁边放着一些鞋子的椅子边休息的。乔万尼的木头鞋还放在他身边,似乎他刚刚把它们从脚上脱下来一样。

  这幅画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五百多年以后的学者们仍然着迷于研究《阿尔诺菲尼的婚礼》这幅作品?作画时,乔万娜和乔万尼是已经结婚、正在结婚还是举行订婚仪式?他们出现在同一张画里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新娘怀孕了吗?她在当时是否——健在?

  这幅神秘的画作及其包含的艺术隐喻令人浮想联翩。1有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张结婚凭证。因为秘密结婚只需双方同意即可,乔万尼抬起的手说明他和乔万娜正在宣誓,两人拉着的手是自古以来婚礼的传统象征。狗代表忠诚,床上雕刻的圣玛格丽特——产妇的主保圣人——画像则更加证实了这一假设。凡·代克的形象出现在镜子里,镜子上方的墙上有他风格独特的签名,似乎说明他是证婚人,使得画作“结婚凭证”的意味更加强烈。

  还有人认为,凡·代克画的可能是一对已经结婚的夫妇,他们从容地在奢华的房间里摆着姿势,还捎上心爱的小狗。毕竟,这样一对富有的夫妻怎么会满足于秘密婚礼,而不是举行盛大的仪式从而令亲朋好友对新郎的财富留下深刻印象呢?

  又或者,这幅画记录的是双方订婚宣誓的仪式,在两个有影响力的意大利家庭之间起到某种商业合同的作用。但是乔万娜的发式是已婚妇女的,而不是未婚女性那样披散下来,而且根据托斯卡纳传统,订婚仪式只有男性亲属参加,为什么她也出现了呢?

  扬·凡·代克的《阿尔诺菲尼的婚礼》,作于 1434年。

  也有人认为这幅画是乔万尼颁发给乔万娜的可以在自己出门旅行时全权处理他的产业的授权书,因为他是勃艮第宫廷所用纺织品的主要供应商。画中包括夫妻二人,还有象征忠诚的狗,圆形的肚子和开花的樱桃树代表信任、多产和婚姻的稳固。画作的含义是,就算丈夫不在,乔万娜仍然拥有他全部的信任。

  不过,以上假设可能全都不对,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不一定是真的。阿尔诺菲尼并非乔万尼·阿里戈——真正的阿里戈在画作完成13年后才结婚,当时凡·代克已经死了6年——而是他的表兄乔万尼·迪·尼克劳,凡·代克的画作是为了纪念尼克劳在1434年去世的妻子科斯坦扎·特伦塔的。然而,为什么在那个女人的个体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出身的时代,会特地作画来纪念一位死去的妇女呢?可能正是因为她出身高贵,她的血统是其婚姻得以稳固的基础。

  以上假设拥有充分的证据。科斯坦扎的带蓝色衬里的绿裙子象征信任和爱情;乔万尼的深色服装表达出他的丧偶之痛。科斯坦扎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乔万尼则站在一片象征悲痛的阴影之中。女人脚前的小狗可能是她来世的伙伴,因为当时许多葬礼画上都描绘有死去的女主人和她的狗。科斯坦扎没有留下子嗣就死掉了,所以她的圆肚子暗示她像很多孕妇一样没有活下来。那块地毯和两个银烛台说明她身后的床是她去世的地方。就连刻在床上的圣玛格丽特似乎也在哭泣,而不是在骄傲地与龙搏斗。放在乔万尼手中的科斯坦扎的手也不是握着的,而是伸展开来,手指已经滑出了他的手掌。

  凡·代克的这幅杰作完成将近6个世纪之后,人们仍在为它的含义争执不休。艺术史学家根据15世纪的婚姻记载来解读作品蕴涵的大量细节和风俗习惯,他们对画作含义的不同解释体现出人类婚礼以及婚姻关系的复杂本质,小小的婚礼具有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婚礼过程

  凡·代克的神秘画作生动诠释了婚姻的谜样特性。究竟在什么时候,男人和女人才算从未婚走向已婚?是在宗教或社会权威宣布两人结合之后?婚书签署完毕的时候?是根据天主教传统,男人和女人同意结婚的时候——即使在没有证人在场的前提下?是在夫妻圆房,用性交证明婚姻的合法性之后?还是用染血的床单证明新娘纯洁的时候?我们没有唯一答案,因为,放眼世界,婚姻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事人不仅包括夫妻双方,连其父母、亲戚和整个社群都要卷入在内。

  父母对子女的婚事干预最多,子女甚至连自己的婚姻安排都插不上手。1413年,英格兰德比郡的一位父亲与人签订婚约,但是保留后来决定他的两个女儿究竟哪个成为新娘的权利。婚约的内容通常还包括如果新郎或新娘一方死亡,该由哪位兄弟姊妹取代其位置履行婚约的规定。在宗教改革后的德国,女方的父母接受了男方或其亲属提出的求婚并且同意了各种遗产继承问题之后,男女双方就正式订婚,并被称为“新郎和新娘”。根据传统,只有双方父母都同意婚约内容之后,男女双方才能互相认识。

  法国的婚姻传统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该国的教会和政府之间为了抢夺对公民婚姻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教会认为婚姻是一种神圣的仪式,需要男女双方同意,还要通过性行为来确定,而且应在教堂举行婚礼才能得到祝福。而秘密婚姻意味着秘密协定,需要得到教会执事、律师、法官和法院的再次确认。法国政府则宣布,婚姻是“一种公开行为,涉及家族财产的让与,必须由政府批准并符合公众的利益”。秘密婚姻通常是拐骗、引诱或性冲动导致的结果,违反了尊重父母的“自然法则”和法国民法,因此是不合法的,是对法国政府权威的挑衅。

  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抗教会的影响。1557年,法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令的推出为此事定下基调。法令要求,未成年人结婚必须得到双方父母的同意,而且提高了成年人的最低法定结婚年龄,男子从20岁提高到30岁,女子从17岁提高到25岁,这有效地阻止了年轻的成年人过早步入婚姻。法令允许父母通过法律手段剥夺秘密结婚的子女的继承权,可以因此收回女儿的嫁妆或儿子继承的财产。该法令也为民事法庭判案提供了依据。

  1579年颁布的《布鲁瓦条例》强化了1557年的法令,它将秘密婚姻罪定为一级重罪,不再由教区法庭审理。一级重罪必须由民事法庭审判。(实际执行中,大部分法官会对秘密婚姻处以罚款、驱逐或者监禁等惩罚,而不是死刑。)秘密婚姻的定罪范围也被扩大,社会各阶层的超过30岁的男人和35岁以上的女人都有可能被判秘密婚姻罪。该条例奠定了法国官方的婚姻标准:婚礼由牧师主持,双方必须向牧师提供年龄证明,若当事人未成年,则必须提供父母的同意证明,公布婚书并且确保有四位证人出席婚礼。

  皮埃尔·赫布伦尼和伊莎贝斯·巴丽尔的婚姻是对《法国婚姻法律契约》的一次挑战,该契约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人将其视为国家主权的基石并竭力加以维护。自1587年起,寡妇伊莎贝斯就和皮埃尔住在一起,两人生了几个孩子,但后来孩子们都死了。1595年,一位教区法官要求重新确认两人的秘密婚姻,但被皮埃尔拒绝,法官将他逮捕下狱。最后新郎官表示服从法律,教区守卫才押送他参加自己的婚礼。

  后来,皮埃尔在巴黎审判所谋得一份工作,他父母认为他的前途无量,伊莎贝斯配不上他,因此帮他另找了一位妻子,并准备以皮埃尔与伊莎贝斯结婚时还是未成年人,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理由宣布他与伊莎贝斯的婚姻不算数。愤怒的伊莎贝斯上告到教区法庭,表示皮埃尔准备抛弃她,根据父母的安排娶另一个女人。法庭判决,虽然皮埃尔与伊莎贝斯结婚时没有公布婚书并取得父母同意,但教区法官的重新确认已经使他们的婚姻合法化。

  皮埃尔的父母不服判决,上诉到巴黎最高法院。1601年,法国民事法官宣布教区法庭的判决无效,因为教区警察是胁迫皮埃尔同意重新确认婚事的,而且婚礼上没有公布婚书并缺少父母的同意,因此法律上讲皮埃尔仍然是个单身汉,伊莎贝斯是个未婚母亲(尽管孩子都死了)。这个案子反映出教会通过对未成年人秘密婚姻的确认行为强迫配偶双方(或一方)屈从其权威,试图以宗教法取代法国民法。

  在欧洲其他地方,父母同意、公布婚书、两位证人和手写记录是婚礼的标准要求。就算配偶双方有不出席的,“婚礼”也可被确认并且生效。

  直到15世纪,英国还出现过通过强奸和绑架促成的婚姻。(在中亚、东南亚、土耳其、菲律宾雨林地区、中南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这种事比较普遍。)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受害者的权益及其父亲和男性亲属的尊严,而且贬低了新娘的身价,使其成为社会弃儿。如此婚姻通常植根于暴力和痛苦,只有在妇女地位低下、将女性贞操视为其父拥有的易损商品的社会中才会存在。(有人坚持认为所谓的度蜜月来源于抢婚的传统,“新郎”抢走“新娘”后躲藏起来,努力使其怀孕,这样她的亲属见到事已如此就不会报复他了。)

  不过也有解决之道:被劫持的新娘可以迅速站在新郎一边,同意婚事以保住自己的尊严。实际上,有的年轻情侣因为父母不同意其婚事,就伪装抢婚,造成女方被“强奸”的假象,迫使父母让步。

  婚 约

  婚约是得到配偶双方父母许可的文件,商定了彩礼和嫁妆的数目,甚至连最穷的女孩父母也会提供一张婚床。在德国的奥格斯堡,民间的嫁妆基金可以帮助贫穷的情侣操办婚事。在英格兰的很多地区、威尔士、路德宗影响下的德国、瑞士的德语区,社区会自发收集各种物品和金钱为新人举行婚礼。

  婚约和新人交换誓言的过程都是公开的,有时候还要在教堂举行仪式。然后,为了体现“交易完成”的传统,新人干杯握手,确定婚约成交。如果新郎有钱,可以送给新娘珠宝。自此就算两人订婚,可以互称为新郎和新娘了。

  订婚有何重要性?除了性需要和社会带来的压力,是什么促使男人结婚?(和男人不同,女人很少有婚姻选择权。)回答是,对商人等专业阶层来说,婚姻是步入社交、经济和政治成年期的钥匙。例如,一个打零工的或者商贩在完成了学徒之后,应该有能力供养一位妻子,并且通过结婚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婚姻标志着熟练工与学徒工的分野,前者不得不娶老婆,后者不应该娶,婚礼是这两种状态的过渡仪式。”历史学家林德尔·罗伯解释道。结婚还有一个好处是(对于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非贵族阶层可以通过婚姻成为贵族,非某国公民可以通过婚姻成为某国公民(虽然妻子对丈夫有一定的控制权,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要依附丈夫)。

  订婚之后便是历时数周或数月的庆祝阶段,充斥着各种聚会,一切都与婚姻有关。婚礼本身包括长达几天的宴席和舞会、教堂仪式和世俗仪式等。虽然也有的婚礼十分朴实甚至隐秘,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婚姻都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应当饮酒欢宴,以一种喧闹夸张的方式宣布这个消息。

  除了生日和葬礼,没有任何仪式的隆重程度堪比婚礼。一般来说,新娘得到的首饰越贵重,她的打扮就越出彩,婚宴越铺张,新人及其父母越觉得有面子。反对铺张浪费的法律通常根据当事人的社会阶层对婚礼花费加以限制:例如,16世纪的纽伦堡规定,贵族阶层的新娘佩戴的戒指价值不得超过150基尔德、商人不得超过75基尔德、普通市民不得超过3基尔德。(训练有素的接生婆每年挣2~8基尔德,男性外科理发师每年赚10~25基尔德。)贫穷人砸锅卖铁也要筹钱操办符合标准的婚礼,很少有人选择私密婚礼,婚礼一般都是公开的,成为本地年鉴中描述的盛事。

  禁止奢靡婚礼的法令还会限制宾客的数目,不过外国人和神职人员不受限。贵族要求增加宾客数目也会得到批准,但是那些不够出名的普通人往往遭到拒绝。为了确保公民守法,民政官员们会询问宾客婚礼的细节。没什么钱的普通人家会在酒馆中请客,而富人则在自家摆设筵席,提供丰盛的酒食,虽然牧师和官员们要求富人把超出要求的花费捐给穷人,但他们很少照做。

  婚礼是表明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贵族会派人骑马发送请柬,信使离开之前还会享用一顿有酒有肉的婚礼早餐。生意人雇佣“婚礼邀请者”(Hochzeitslader)走到宾客家通知他们;更穷的人则没有那么多讲究。

  随着婚礼变成“社交礼仪的浮华表演,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通过这个仪式显明出来”,以及对性别的刻意划分,世俗政权甚至连步入教堂的婚礼参加者的顺序都规定好了。奥格斯堡1571年颁布的法令要求,在婚礼上,破产的男人应该和女人坐在一起——“在那个乐于按性别分等级的年代,这是对他们男性尊严的有力贬低”。(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仅仅相隔几十年,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男人和女人在婚礼上也是分隔开的——但不会总是这样。“在婚礼仪式上,虽然不乏互动,但新郎和新娘的座位、礼物、服装和行动都是分开的。从单一性别的庆祝仪式发展到男女共同庆祝,婚礼一直是性别差异的创造者和风向标。”)

  在宗教和世俗婚礼仪式上,新人要象征性地分享食物、饮料或牵手,在教堂还要交换戒指和发誓。交换戒指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一本16世纪初期的婚姻指南提出,戒指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因为那儿的血管直通心脏,就像配偶之间在性和情感方面相连一样。作为用最贵的金属——黄金——制作的圆圈,婚戒同时代表多产和婚姻的持久。英国国教《公祷书》认为婚戒是“象征和誓言”,就像“以撒和利百加彼此忠诚那样,这些人也要持守誓言,遵循他们的约定”。

  新娘头戴的花环是纯洁的象征。在订婚仪式和婚礼上,她还要送给新郎一个花环,伴娘则把花束分给宾客。(如果大家知道了新人在婚礼之前就有了性行为,新娘必须公开在后背上挂一只稻草环。)

  在教堂门口或者教堂内部举行的婚礼仪式上,牧师还要进行长篇大论的讲道,比如妻子应该顺从丈夫,丈夫则应“以基督徒的虔诚,借鉴良好的榜样,管理她和整个家庭”。不过很多希望在婚姻中说了算的女性也会求助于世俗的迷信手段,例如在自己的鞋子里放上芥末和小茴香。

  对18世纪或19世纪的社会而言,婚礼仪式并不是决定新人“已婚”的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到教堂和大街上去”,先在教堂公开露面,然后一起回到新家,全程还要有管弦乐和鼓声相伴。如果后来有人质疑婚姻的合法性,要由现场见证人而非教会文件来证明其合理合法。与法律的明确相比,社会大众对婚姻的看法比较模糊,男人会这样描述女人——“实际上是我的妻子”或者“我们差不多是结婚了”,别人会说“他娶过妻子……但是还没有举行婚礼”。女人则必须“根据基督教的传统,和丈夫到教堂和大街上去”才算已婚。

  婚姻合法化的步骤包括在实际婚礼举行之前公开宣读婚书三次。(“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有确凿的证据,认为这两个人不应该缔结神圣婚姻,请讲出来。”)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鼓励婚书的,虽然它也同时提倡牧师提前为新人进行“婚检”——查看双方是否是近亲、是否曾经订过婚——这样就消除了人们在婚礼上质疑其合法性的可能。新教改革者认为婚姻的世俗性大于神圣性,因此必须在众人面前阅读婚书。

  德国有些城市会对秘密结婚或未征得父母同意而私奔者课以重税,但法律上仍然承认他们的婚姻有效。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承认自己的婚姻属于这一类,而且喜欢质疑这种婚姻所生的孩子的正统性。在英国,有的牧师主持没有婚书和仪式的秘密婚礼时会收取很少的费用。但1753年的《婚姻法案》规定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许多交不起钱的英国穷人纷纷仿效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宁做事实夫妻而不去花钱办婚礼。

  双方一旦进入已婚状态,就要履行婚约上的义务。例如新娘带来嫁妆和家居用品,包括床上用品、白铁锅、奶牛、小笔现金等等,新郎则提供养家资源,如木匠工具、地产、投资和房屋等等。新娘的嫁妆由新郎支配,如果他死了并且未留下孩子,嫁妆返还给新娘。

  这种继承关系和丈夫婚后第二天早晨送给妻子的“晨礼”都是法律规定的,用以在丈夫先死的情况下保证女方的权益,但前提是婚姻事实成立,两人成功度过新婚夜。为了保证婚姻的公开性,新婚夜要得到公众的密切监督。宴会、庆贺、舞会和各种粗俗下流的娱乐过后,在宾客的注目下,新人离席步入婚房。这时,代表新娘贞操的花环就被取下来,她的父亲或亲属把它交给新郎,宾客们都衷心祝愿新娘在进入洞房后尽快失去童贞。如果确实如此,第二天早晨她会收到晨礼,通常是一笔属于她自己支配的钱。(再婚的寡妇没有贞操可以出售,所以得不到晨礼。)

  人们认为新婚夜很容易受到邪灵侵扰,新人的前男友或前女友们很可能对他们施展黑魔法,因为新婚夜一过就无法宣布婚姻无效了。宗教改革之前,人们会举行天主教净化仪式驱除邪灵,然后还要遵行各种迷信风俗,例如,法国人会在天黑后结婚。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婚宴宾客会通过饮酒、唱歌和呼喊淫秽语言驱赶邪恶势力。如果允许,天主教神职人员还会给婚床和新房祝福。

  新婚之夜,本地人会聚在一起祝贺或斥责新人。法国的“闹洞房”仪式(法语叫做charivaris。先后传到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他们称之为shivaree,意思是喧闹的庆祝)通常很是吵嚷,促狭的宾客们会敲打水壶和平底锅,取笑和责备那些和年轻人结婚的老年男女或者还在哀悼期就忍不住再婚的鳏夫和寡妇们,通过整夜吵闹不休的方式惩罚他们。

  (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的苏珊娜·穆迪曾经描述她1834年在加拿大参加的第一次“闹洞房”:敲击金属、吹角、打鼓、拉小提琴、尖叫和开枪的声音十分闹心。一位邻居告诉她,这是加拿大的英国移民从法国人那儿学来的“变态的风俗”,本地闲人把脸涂黑,有的戴上面具,穿上运动服装,“头戴奇怪的帽子……上面装饰着鸡毛和铃铛”。8像在欧洲一样,“闹洞房”甚至能闹出人命。一位黑奴逃到了加拿大,和一位爱尔兰女子结了婚,一群暴民——其中包括当地名人的儿子——闯入他的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扔在铁道上。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夜里,这位新婚不久的丈夫不堪折磨而死。20世纪初,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观察家表示:“‘闹洞房’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或心理失衡的表现。58岁的鳏夫娶了18岁的新娘。呵呵,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噪音。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新郎新娘十分相配,“闹洞房”会变得粗俗而欢快。法国某些农村地区的传统是(目前仍然是)由喝醉的单身汉闯进新房,把新人从床上揪起来,扔到地板上。然后,给他们一件奇怪的礼物:一只装满香槟和巧克力的夜壶,象征着尿和屎,他们要吃光壶里的东西。过去壶里装的是一只烤鸡、鸡蛋和一个布娃娃,代表性和多产。这种风俗源自中世纪,表现出社群对婚礼过程的控制欲和希望判定夫妻双方是否相配的愿望,而且他们希望用性行为来证实婚礼的完成。在英国,狂欢的宾客会押送新人到床上去玩粗俗的游戏,第二天早晨用吵闹的音乐和戏谑把他们叫醒。

  花花公子汤姆?雷克威尔挥霍了继承来的遗产之后,和一位富有的独眼老女人结了婚,因为他打算蒙骗她的财产。在霍加斯的这幅叫做《雷克的阴谋》的作品中,汤姆盯着他的“新娘”的女仆,被他抛弃的未婚妻(为他生了几个孩子)和她母亲站在后面,拼命阻止婚礼的进行。两只狗象征着这场婚礼的怪异。

  婚礼之后的“闹洞房”也会羞辱那些冒犯了所在社群的价值观的新人;人们最喜欢捉弄挨老婆打的丈夫。过了很长时间之后,随着隐私观念的流行,资产阶级的新人们开始在秘密地点以两人世界的方式度过新婚夜。

  教堂婚礼:门廊、院子或内部

  在七大圣事中,婚姻是唯一一项无需神职人员参与决定或祈祷的,只要男女双方都愿意就算数,但是自从12世纪中期之后开始,“我认你做我的丈夫”和“我认你做我的妻子”这样的誓言都要在神职人员面前讲出来。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教会、政府和改革者围绕婚姻的本质究竟是宗教的、精神的还是世俗的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其实婚礼和礼拜仪式的现场就是他们争夺的阵地。从14~16世纪开始,在教堂门廊中公开交换誓言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仪式。宗教改革家希望通过宗教方式净化婚姻中掺杂的经济因素,因此他们把宣誓地点转移到了更为神圣的教堂内部。

  订婚或结婚的本质也在慢慢改变。传统上讲,订婚的男女已经互相以丈夫和妻子相称,虽然没有事实婚姻——性行为和同居。但是到了17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彼得斯写道,结婚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先在教堂举行仪式然后再结婚。

  在富有的英国人中,婚礼是双方表示同意婚姻的仪式,就像婚宴过去的作用一样。即使在那时候,婚礼举行完毕之后双方也不会马上进行经济方面的安排或者住在一起,新娘一般会回父母家,过一阵两人才真正结婚,届时新郎会把新娘接到“自己家”。

  虽然宗教改革划清了婚姻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界线,人们还是会在庆祝婚礼时掺杂一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宗教元素,例如牧师祝福婚姻或婚戒。他们还会给世俗的婚姻加入宗教的意义,如牧师给新人端上“爱情葡萄酒”、用管风琴取代管弦乐和敲锣打鼓、在婚礼仪式上进行宣传顺服忠贞的布道等等。

  农家婚礼,布鲁盖尔1568年作。新娘是传统的端庄形象,身后挂着一块墨绿色的布,上面是两束交叉的麦捆,代表多产。新郎无法从画中辨认,也许是倒啤酒或端食物的男子。布鲁盖尔本人身穿黑衣,留着红胡子,坐在右端,正与一位僧侣谈话。

  新教徒的婚礼

  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变革,撇开地区、民族、宗教和阶层差异不谈,婚礼的宗教和政治意味变化很大,从欧洲和后来的北美人们举行的婚礼上就可以看出。16世纪中期的文献曾对菲利克斯和玛德琳·普拉特夫妇的求婚、婚礼和结婚过程有生动记载,通过这项有趣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瑞士加尔文教派的新人是如何庆祝他们的结合的。

  菲利克斯·普拉特的父亲托马斯是个自学成才的印刷商和寄宿学校校长,他在拜访外科医生时见到了对方的女儿玛德琳·杰克尔曼,她是个十分腼腆漂亮的少女。虽然菲利克斯只有15岁,托马斯还是决定请玛德琳做他的儿媳妇,他请杰克尔曼医生开出条件,然后双方交换信物。

  听说父亲为自己订了婚,菲利克斯很高兴,他痛快地答应了杰克尔曼医生提出的要求,决定成为一位专业人士。在托马斯的帮助下,菲利克斯进入世界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学习,1557年带着学士和硕士证书回到巴塞尔。但是,因为他和玛德琳还没有被正式引见,每次在街上偶遇菲利克斯,玛德琳都会跑开。菲利克斯尊重她的谨慎和她父亲对社交细节的严格要求。

  农家婚礼,布鲁盖尔1568年作。新娘是传统的端庄形象,身后挂着一块墨绿色的布,上面是两束交叉的麦捆,代表多产。新郎无法从画中辨认,也许是倒啤酒或端食物的男子。布鲁盖尔本人身穿黑衣,留着红胡子,坐在右端,正与一位僧侣谈话。

  普拉特家族的传记作者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力将普拉特追求玛德琳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引见、求婚和谈情说爱。在托马斯·普拉特的乡间别墅的一次正式午餐会上,两人被正式引见。玛德琳的父亲和她的哥哥丹尼尔及其未婚妻多罗西亚也有出席。正餐过后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菲利克斯弹奏了鲁特琴,还跳了三拍子舞,这是一种深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喜爱的运动员舞蹈)结束之后,这群人返回巴塞尔。“此后两个年轻人互有好感并且经常见面,”多罗西亚这样描述菲利克斯和玛德琳,“他们一定希望尽快结婚,生怕出现什么变故。”听多罗西亚提到性的问题,玛德琳会脸红。而菲利克斯回忆起当天的事情则是“面无表情”。

  追求活动进入下一阶段,菲利克斯和玛德琳建立了私人关系。他们会在得到父母认可的女监护人的陪伴下一起采摘樱桃。两人会在玛德琳家中私下交谈,但从未公开讲过话。玛德琳抱怨有位年龄不小的寡妇和菲利克斯调情时,他立刻断绝了与其他女人的所有联系。自那时起菲利克斯疯狂地爱上玛德琳,玛德琳则腼腆地亲切回应他。

  杰克尔曼医生是个更难征服的障碍。他提出更高的条件,包括要求菲利克斯获得博士学位。他很担心托马斯·普拉特的经济情况出问题,害怕对方发动亲戚朋友们劝说自己完全答应这门亲事。菲利克斯的导师汉斯·乌伯教授将托马斯·普拉特的正式求婚书转交给杰克尔曼医生,向其保证托马斯的房地产价值高于他臭名昭著的负债。他还做出许多承诺。首先,托马斯会关掉他的寄宿学校,因为玛德琳可能会觉得那儿太吵闹。第二,婚后她可以继续帮助父亲管理家庭同时管理菲利克斯的家庭;这样杰克尔曼医生就无需另请管家。最后,菲利克斯会满足他的所有要求,拿到博士学位。

  后来成为名医和医学家的菲利克斯接受了挑战。1557年9月20日,他的20岁生日之前,菲利克斯获得了博士学位,被委任为大学教授。11月18日,菲利克斯·普拉特博士陪同其父亲与杰克尔曼医生签订了婚约。

  杰克尔曼医生请来四位见证人,普拉特家请到了三位。会面在厨房后面的一个房间举行,玛德琳站在厨房偷听了整个过程。会面中杰克尔曼严词责备了普拉特博士和他父亲的负债情况,认为他们给的彩礼太小气,而他对亲家的经济要求很高。在绝望中,托马斯发誓说,新人成婚后,他愿意在自己家中供养他们,而且按照承诺关闭寄宿学校。于是,做出让步的普拉特父子、杰克尔曼医生以及七位见证人开始“庆祝”婚约的签订。

  杰克尔曼医生认为这笔买卖进行得不错。他觉得菲利克斯已经事业有成而且前途光明。但是也有其他人追求玛德琳,虽然她的心已经属于菲利克斯,她父亲也不会轻易向菲利克斯妥协。杰克尔曼医生确定自己知道怎样做对女儿最好,他还把婚礼的费用和婚后女儿没有时间管理自家事业所造成的损失算在了菲利克斯头上。许多鳏夫都因为害怕失去女儿这样的管家好手而阻挠她们的婚事。

  两天后,1557年11月20日,150人——其中有商人、技工、医生、新教牧师、少数艺术家和四名贵族——受邀参加定于11月22日举行的婚礼。

  1584年的菲利克斯·普拉特,此画作于他和玛德琳·杰克尔曼结婚27年后。

  11月21日是个星期天,托马斯·普拉特家进行了彻底大扫除并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宴会,他们不能辜负本社群和亲家的期望。

  菲利克斯穿着量身定做的燕尾血红色丝绸外套、肉色长裤、带皱边的婚礼衬衫,佩戴金饰针和硬领,头戴绣着珠串和花朵的丝绒博士帽。玛德琳穿得没有那么华丽,她的衣服是一件肉色连衣裙,和菲利克斯的裤子颜色相同。一位印刷商带领参加婚礼者前往教堂,在那儿杰克尔曼医生会把玛德琳交给菲利克斯,新人交换誓词和戒指。婚礼布道之后,大家前往普拉特府邸。

  普拉特家中摆放了15张桌子,菲利克斯在一个房间中招呼到场的男性精英,玛德琳在另一间屋子招呼女性精英。两道正餐的第一道正式开始,开胃菜包括鱼块、汤、肉和鸡,后面是主菜:水煮梭鱼、烤牛肉、鸽子、公鸡和鹅肉、米饭、肝冻,然后是瑞士干酪和水果。客人们再也吃不下的时候,娱乐活动——婚庆的主要元素——拉开序幕。

  乐手、小丑、打油诗人甚至有时会邀请的妓女可能才是宾客们所期待的。在狂欢中,他们放下端庄的仪态,毫无顾虑地加入了喧嚷的舞蹈,讲起了粗俗的笑话。任何法律、规定或习俗都无法阻止人们被婚姻引起的对色情的兴趣。不过,托马斯从他的寄宿学校找来一个儿童唱诗班为普拉特-杰克尔曼家的亲戚们表演。然后由菲利克斯表演三拍子独舞。玛德琳由于太忸怩不好意思加入,只好看着丈夫在宾客的品评下忙不迭地表演。

  接着是极为铺张的晚餐,这是最高规格的一顿饭,菜肴有鸡肝、牛肚、肉汤和鸡肉,接着是煮鲤鱼、烤肉、黑森林猎物炖汤、鱼蛋糕。晚餐的甜点是油酥食品,虽然最高规格只提到了奶酪和水果。

  夜幕降临,宾客们吃饱喝足,婚礼结束,正式婚姻开始。菲利克斯和玛德琳一起为曾经给玛德琳提出婚姻建议和鼓励的老妇人们端上加了糖的红葡萄酒。然后在宾客兴高采烈的品评声中,新人走进位于阁楼的内室,坐在床边忍受11月的寒冷,并且展开简短的讨论:是立即做爱还是像菲利克斯的父母当年那样等上几周再做?寒冷的天气帮他们做了决定,两人缩进了被单底下。

  但是两人世界并没有进行多久,菲利克斯的母亲来到了楼上,因为儿子终于娶到了玛德琳,她跑进一旁的厕所里为新人大声唱起了小夜曲。几英尺之外,玛德琳在婚床上哈哈大笑。

  普拉特-杰克尔曼的联姻引出一些婚姻方面的关键问题:双方在签订婚约时讨价还价得很厉害,而且新人是在新教教会中交换的誓言和戒指,那么这些新教徒是否想过,宗教改革之后的婚姻不应该带有如此浓重的利益色彩?玛德琳是否会憎恨父系社会体制?因为父亲随自己心意把她许配给别人,而且要求她婚后继续充当他的管家,丝毫不考虑玛德琳的工作负担会加重。为什么菲利克斯只提到玛德琳婚礼上穿着一件肉色连衣裙,却没有描述她的其他服装?为什么新郎会记下自己的礼服细节,却对新娘的不感兴趣?参加婚礼的客人是否按照性别和社会等级进行了分类,并且得到了不同级别的款待?

  北 美

  在北美洲,婚姻像在欧洲一样难以定义,很多人没有举行婚礼就结婚了。与欧洲风俗类似,只要双方父母同意并发誓,两人的婚事就算成了。还有后来被称为“习惯法婚姻”的自婚(当然也包括自离婚)也是相当流行。

  “自婚”的理由五花八门。很多人不懂法律,也不清楚各种婚礼见证、婚书和仪式的意义,他们认为双方同意的婚姻自动具有法律效力。和在欧洲一样,北美洲的人会请来本社群的证人见证自己的结婚过程。人们还普遍相信,两人只要生了孩子就算是结婚了。1728年,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边界服役的随军牧师被请去给一百多名儿童施洗礼。这些孩子的父母并不是已婚夫妇。“在卡罗来纳,上床等同于结婚,”他的上司总结道。

  另外,宗教或世俗权威时常无法为新人举行仪式,也会导致自婚。在德克萨斯州,如果找不到神父,天主教徒会举行简化的婚礼。找不到牧师的非天主教徒会当着朋友们的面互相发誓。1791年,未来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就是用这种简易方法与他其时尚未离婚的妻子蕾切尔·唐纳尔森·罗巴德斯结婚的。后来,她的第一任丈夫与她离婚,而之前她与杰克逊的事实婚姻都以通奸论处。

  至少就白人而言,否认自婚的社会规则导致了一系列的可怕后果,出现了大量的私生子,这是过去少见的。“所谓‘判决总是倾向于保护婚姻’(semper praesumitur pro matrimonio)的准则主导着法官的思维,”美国历史学家南希·科特解释道。甚至当婚姻的一方曾经与他人结婚,只要现在的配偶与其离婚或者亡故,这人之前的婚姻仍受法律保护。只要双方出于良好意愿成婚,有些地方的法律是认可过后被证明是诚实无欺的婚姻仪式的。

  在美国,最大的挑战曾经是跨种族婚姻。过去,如果人们发现一个白人的配偶并非纯种白人,执法人员和愤怒的社群会立刻动用罚款、强制离婚甚至聚众袭击等方式强迫他们结束这段关系。美国内战和奴隶解放运动点燃了白人的恐惧,他们怕自己种族的纯洁性会被“玷污”,因此跨种族婚姻会激起歇斯底里的反对与暴力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仇视也指向白人与美洲土著的婚姻,许多地区的法律和官方机构禁止此类通婚,如哈得孙湾公司。在盛行毛皮贸易的内陆地区,人们不允许白种男子和本地女子按照基督教仪式结婚,他们不得不遵照当地土著的风俗习惯成婚。准新郎必须获得未来新娘父母的首肯——否则,一位年长的商人提醒道:“要是没得到女孩父母的许可就娶了她,新郎的头有被打破的危险”——为此他要和未来的岳父母讨价还价,一般是献出一匹马作为彩礼,完成支付后,新郎就可以和女方的亲戚们或乐队成员坐在一起抽土烟,这是约定俗成的仪式,然后女方亲属为她准备出嫁的东西,帮她沐浴并穿上新衣。新郎——现在是她的“印第安男人”了——陪同妻子到娘家去,根据当地仪式结为夫妻。

  这样的婚姻是否有效?直到19世纪,许多白人丈夫仍然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而且英国人的法庭也倾向于承认这种婚姻。当雇主强迫他们摆脱那些令人尴尬的印第安妻子时,许多人表示拒绝并且坚决捍卫自己婚姻的合法性。但是,有些娶了印第安妻子的人是为大公司干活的商人,他们就远不如独立的殖民者态度坚决,往往会自愿结束这样的婚姻。

  有的印第安女子的白人丈夫会待在印第安领地里静待白人社会发生转变,最终接受他们。还有的选择“回避”:把突然间变成负担的妻子转嫁给新来的没有老婆的殖民者。也有人干脆逃回白人世界,从此消失。只有少数公正为怀的法官希望迫使白人丈夫将他们与土著女子的婚姻合法化,包括把男方产业的三分之一交给女方。但这种事很少发生,往往是被抛弃的妻子带着混血小孩返回自己的部落,部落的人既不会欢迎他们,也不会指责他们。

  1824年,在密歇根领地的格林湾,新近上任的美国巡回法庭法官詹姆斯·杜安·多蒂要求组成大陪审团,审理36名镇民的乱伦和两项通奸罪。大多数被告都主动认罪,为了免交罚款,他们纷纷当着治安官的面和自己的印第安妻子举行了合法婚礼。但有两位丈夫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无罪,他们觉得自己是按照印第安习俗与当地女子结婚的,而且育有多名子女,因此应受法律保护。

  约翰·劳拒绝悔罪,他继续与黛蕾丝·蓝金一起生活,直到近20年后黛蕾丝去世。劳的选择是正确的:索菲亚·黛蕾丝·蓝金(又名妮-奇科-奥-库娃)是一位渥太华印第安名人的孙女,他的计划是把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们嫁给白种皮毛商人,从而得到他们出让的土地。但是,后来劳又和他的一位混血朋友抱怨说:“以前的好时候一去不复返了,和平政策结束了。”

  索菲亚·托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部落酋长罗罗之女,与其白人丈夫约翰·托德生有七名子女,约翰在1863年得知他在英国的妻子去世后,正式与索菲亚结婚。

  美国南部禁止黑奴合法结婚,作为人类,他们没有任何法律地位,因此也没有法律认可的同意权,主人对他们的命令就是一切,结婚对黑奴来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白人奴隶主担心,如果同意黑奴合法结婚,就等同于解放他们,因为基督教义承认奴隶的灵魂也是被上帝认可的。他们深知奴隶结婚会带来各种复杂的财产方面的法律问题,例如,不同奴隶主的两个奴隶结婚、一名黑奴和自由身的黑人或者其他有色人种结婚等情况该如何处理。未婚奴隶可以随意买卖租借,而已婚奴隶会互相探访,无法满足奴隶主频繁买卖他们的需要。奴隶生的孩子到底属于谁也是个问题,会引起奴隶主之间的冲突。

  尽管如此,还是有奴隶结婚,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高压,虽然法律和教会都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总会有经过一番求爱的奴隶请求主人允许他们结婚。如果双方的主人不同,就构成了复杂的财产问题。有的主人会接受奴隶的请求,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玛丽·博尔钦·切斯纳特就是如此,她写道:“隔壁安德森家的迪克和海蒂结婚后,两家同意把其中一人卖给对方。因为海蒂拒绝被卖,所以安德森家卖了迪克,这样他就可以和妻子在一起。”迄今为止一切都好,但是,切斯纳特指出,安德森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海蒂只是夫人的女仆,而迪克是训练有素的管家,安德森夫人花了无数时间训练迪克,而且,如果他们不卖迪克,海蒂最后就不得不到他家去。安德森夫人发现迪克想要离开他们时,因为他的忘恩负义而感到恶心。”很少有奴隶主像安德森家这样为了成全奴隶情侣而不惜给自己找麻烦。

  属于不同主人的奴隶结婚后都希望获得外出探视权,他们一般会求人为其说情。(对主人而言,处理难度更大的是那些请求和自由人结婚的奴隶)。如果主人同意了奴隶的请求,他们会举行证婚仪式,通常由主人主持,有时会有跳或踩扫帚的仪式,通常在农闲时间举办:圣诞节期或者7月。奴隶们会在角落里兴高采烈地庆祝。

  大约有10%的奴隶被迫结婚,因为贪婪的大庄园主或总管希望他们繁殖以增加奴隶的数目。曾在阿拉巴马州做奴隶的佩妮·汤普森回忆:“大多数时候,主人和女主人们会为一个女人随便挑个男的,对她说‘这是你的男人’,然后对男的说‘这是你的女人’。根本不问他们愿不愿意。然后主人会念一段圣经给他们听,说‘现在你们是夫妻了’。”有时候,如果奴隶主许可,男黑奴可以选择和自己喜欢但不爱他们的女黑奴结婚,而女奴则没有发言权。西弗吉尼亚的奴隶丽兹·格兰特表示,有时奴隶主买来奴隶后,会“让我们住在一起,似乎当天我们就会下崽……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奴隶婚姻中也能找到最深沉的爱情。奴隶解放后,前奴隶劳拉·斯派塞千方百计找到了她的丈夫,数年前他和他们的孩子被卖到了别处。当时她的丈夫给她写了一首十分悲伤的情诗:

  我是如此爱你,似乎每天都是我们即将分离的日子……你知道我们从未希望彼此分开,永远都不是我们的错……与其和你还有孩子们分开,我宁愿经受别的任何苦难……你是唯一让我有此感觉的女人……我每天都在想念你和孩子们……我对你的爱永不消失……同以前一样,你永远是我亲爱的妻子。

  拜奴隶制所赐,奴隶的婚姻具有不稳定的特性,有五分之二的白人奴隶主会把黑奴夫妻拆开来出售。历史学家威尔玛·多纳维计算,美国内战结束后,中南部地区有半数奴隶家庭都由女人做主。(黑人家庭比较复杂,亲属会和非亲属混居在一起,过去婚姻所生的孩子、收养的孤儿和老人都会住在一起。很多家庭融合了至少两个家族的人口。)跨越式婚姻、奴隶租赁、工作分配导致的“黑人父亲的结构性缺失”动摇了奴隶婚姻的根基。分隔的配偶经常被迫与新的“配偶”发生关系;还有人自愿再婚,奴隶救助者哈莉艾特·塔博曼发现,她的丈夫约翰——黑人自由民——不愿到北方找她,因为他希望在南方和他的新妻子卡洛琳还有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劳拉·斯派塞希望和丈夫重聚的愿望也破灭了,因为她丈夫在情书里提到:“我想去看你,但是我知道你会受不了……我已经另找了妻子,非常抱歉。”离不开新家庭的斯派塞悲伤地告诉劳拉,“请找人结婚吧”、“给我寄一些孩子们的头发”。

  美国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已婚的自由民纷纷进行婚姻注册,想让自己的婚姻合法化。“现在非常流行办婚礼,特别是在有色人种中,”一位联邦军的随军牧师表示。联邦军的军官、传教士和行政人员经常受邀担任集体婚礼的司仪。如果奴隶夫妻双方同意继续住在一起,州议员就会批准他们的婚姻。1866年,北卡罗来纳州17个郡有九千多对夫妻完成了婚姻注册。

  奴隶制的影响和白人对奴隶婚姻的控制导致奴隶婚姻陷入法律和道德上的困境:如果奴隶结合被判有效,那么有重婚行为的人的历次婚姻是否算数?究竟哪一次“婚姻”是最合法的?“如果一位黑人带着两三个老婆来到我面前,她们都宣称自己是其合法妻子,我会把这人判给那个不能自立的孩子数目最多的女人做丈夫,否则他们就会成为机构的负担,”一位解放奴隶机构的官员表示。重建时期的法官们也注意到此类婚姻的特殊性,他们常会仁慈对待非裔美国人的“重婚”现象,根据夫妻的意愿判断婚姻是否有效。

  婚礼仪式

  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婚礼仪式各有不同,还要受到个人口味和条件的影响,因此没有一定之规。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确定婚礼仪式的重头戏是父母表示同意(应法律要求)和办理婚姻凭证。一般来说婚书都要贴出来。从16世纪中期开始,大多数基督徒的婚礼就按照英国圣公会规定的仪式标准举行,念诵《公祷书》,新教教会婚礼仪式使用的祈祷词大同小异,罗马天主教婚礼有他们自己的祈祷词。

  到了18世纪中期,婚礼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公众仪式。但是成本变成大家考虑的主要问题,有些不想“自婚”的穷人负担不起最简单的婚礼费用,他们常会先公开婚书和交换誓言,然后住在一起来代替婚礼。富裕一些的人会举办气氛欢快的婚礼,通常在家进行,以适合自身条件的方式表示庆祝和娱乐。

  至于婚礼服装,有的极为简朴,有的则奢华至极,这些都是由当事人家庭的心态、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在欧洲,贵族女子会穿上用最昂贵材料——天鹅绒、丝绸或者锦缎,有时还会绣上金银丝线——制作的华美礼服,颜色选择也是要么深沉要么艳丽——例如红色、靛蓝或黑色——只有非常有钱的人用得起这样的礼服。他们看不起经济适用型的服装,喜欢宽裙大袖,再缝上动辄几码长的奢华裙裾。皮毛衣服和珠宝首饰通常是嫁妆的一部分,而且能和婚礼服装完美搭配。

  新娘的礼服历史悠久,其标准往往是根据王室和贵族的爱好确定的。1468年,为了和“勇敢者”查尔斯联姻,约克的玛格丽特订做了一件镶满珠宝的长裙,因为衣服太重,得有人抱着她上教堂。她的发冠近五英寸高,精心装饰着珍珠和象征约克家族的上釉白玫瑰,还用红、绿、白三色珐琅组成她的名字,姓名的起头字母CM是金色的,包围着同心结。(现在到亚琛大教堂还能看到这件发冠)。

  富裕的女子会竭力模仿贵族的样子,使用大量的布料和比较便宜的狐皮或兔皮缝制礼服,还要佩戴自己最好的首饰。没那么有钱的新娘会裁制亚麻或羊毛的衣服,比她们平日穿的家纺粗布衣服柔软,而且只能用买得起的植物染料染色。不过,为了追求华丽的效果,可以缝上大袖子和裙裾,虽不实用却很美丽,有一种隆重的感觉。对于节俭或者拮据的家庭来说,做一件新衣服是他们能满足的唯一条件,只求劣质的染料不要在衣服上留下斑点。灰色服装最流行,白色的不实用。穷人家置办衣服只能手头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

  欧洲的婚姻传统连同礼服的颜色迷信一起越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蓝色是罗马新娘和圣母玛利亚婚服的颜色,象征纯洁和多产,因此新娘穿蓝色礼服会令丈夫忠贞不贰;粉色固然漂亮,但不是幸运色;红色暗示不道德,象征罪恶;18世纪流行黄色,但是绿色会让人想起仙子和茂盛的植物;家纺布的棕色太普通;灰色很流行,象征聪明有用,但是有哀悼之嫌。打成同心结的彩带会给平淡的服装增色不少,而且仪式结束后,客人可以把彩带扯下来带回家做装饰。19世纪,鲜花取代了彩带,新娘头戴鲜花,手捧花束。

  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使得机器制作的廉价服装走进家庭,轻薄的印度平纹细布成为婚服材料的选择之一。18世纪末,白色婚服大行其道,有时是银白相配,再加上一个彩色披肩,不失典雅。1816年5月,夏洛特公主身穿镶着银色亮片的银色礼服结婚,礼服周围包着一圈铃铛和银片组成的花朵,这次婚礼备受称道。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开创了身穿白色礼服结婚的传统,她身着华丽庄重的礼服,在相当公开的场合下嫁她的挚爱阿尔伯特。虽然当天太阳很毒,仍然有数千民众提前几个小时前去圣詹姆斯宫的王室教堂观礼。上午十点,看热闹的民众和持票入场的观众组成了庞大的队伍,表现出他们急切的心情。在教堂内部等候的正式观众达2100人之多。中午,21响礼炮点燃,宣告女王步入她的马车,马车经过之处欢呼声此起彼伏。阿尔伯特亲王及其随从在小号和鼓点的伴奏下首先到达教堂,迎接王室成员和各位显要人物入场后,他们开始等待新娘的到来。伴着音乐,维多利亚及其众多亲随缓缓步入教堂。

  维多利亚女王的官方婚礼画像以及她身穿结婚礼服的画像,极有可能是复制品。此次奢华的婚礼对欧洲和北美的婚礼风格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维多利亚的礼服是白色绸缎制作的,边上绣着橘子花,同样质地的裙裾约长六码,由12名伴娘挽着。女王头戴橘子花花环,与面纱相连,面纱有一码半长,点缀着钻石和霍尼顿蕾丝,从肩膀一直披到背部(61年之后,维多利亚就是穿着它下葬的)。礼服上的荷叶边也是霍尼顿蕾丝,有四码长,是由比尔村的两百多名蕾丝裁缝专门制作的,成本超过一千英镑。维多利亚的鞋子是方头的,皮质的平底鞋跟做出一段弧形,缠着六条缎带,和她的其他服装一样,也是英国制造。维多利亚亲自设计了伴娘的礼服;她们“全部穿白衣,手持白玫瑰,形成一种美丽的效果,”她在日记中写道。女王送给伴娘们的饰针是阿尔伯特亲自设计的,都是鹰形,镶嵌有绿松石、珍珠、红宝石和钻石——这是按照传统新娘送给每位伴娘的礼物。

  一段感人的典礼仪式——其间人们诵读了《圣经》诗篇第67篇——过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离开教堂。这时,阳光已经驱散了浓雾和雨水,天气一片晴朗,新娘的眼睛“饱含泪水,但是从表情上看非常幸福,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以夫妇的身份走在一起,显得从容自信,不失为一道悦目的景观,”王太后萨拉·里德尔顿回忆道。

  几百份报纸和杂志详细报道了此次婚礼,连欧洲之外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的新娘们都读到了这些报道,这种盛况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对婚礼的服装、音乐和典礼过程的注目,是因为它的意义十分重大,而且大家关心的是婚礼本身,并非女王的婚姻。(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文化因为过于强调婚礼仪式而忽略了婚姻的实际意义。)

  维多利亚的婚礼模式瞬间变成了“传统”,她不是第一位身穿白衣结婚的王室成员,但是因为其礼服出现在报纸和时尚杂志上,便引起了疯狂模仿的潮流,成为新娘们及其父母效仿的模板。因此,尽管过去的新娘会穿着深色服装,手持简朴的花束,而白色在传统上是王室哀悼使用的颜色,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当年的礼服是未经漂白的,现在会被定义为乳白色,白色还是已经成为现代新娘礼服的经典颜色。

  维多利亚之所以选择橘子花作为装饰,是因为中国古代认为这象征着纯洁和多产,结果引起无数新娘竞相模仿,女王的婚礼模式成了民间学习的教科书。如果找不到真正的新鲜橘子花,新娘们会用蜡花代替。维多利亚使鲜花成为婚礼上的常见装饰物,连“去摘些橘子花”这句话都成了“去找个妻子”的委婉说法。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婚礼之盛大,仪仗、庆典和音乐之繁复都在深刻影响着欧洲乃至北美的婚姻习俗,各地婚礼纷纷加入戏剧化的表演元素,新娘服装的档次也迅速提高,婚礼致辞几乎立刻成为传统项目。结果,斯蒂芬妮·孔茨写道:“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女性竞相效仿女王,把她们的婚礼变成人生中最迷人的事件。”

  还有一个传统的婚礼习俗是所谓的“有旧、有新、有借、有蓝”,通常被解读为:回顾家庭历史(旧),新娘的未来生活(新),新人共享美好爱情(借),新娘礼服选择代表圣母玛利亚的颜色、象征纯洁和多产(蓝)。少有人知道,这个说法来自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在她鞋子里放一枚六便士的银币”,人们相信,在新娘左脚的鞋子里放银币,会给她带来好运。

  新郎的服装也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与新娘礼服媲美。和女方一样,男方也要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包括外套(羊毛、毛绒或开司米材质的)和衬衫(亚麻、棉布或者丝绸),服装反映出新郎的社会地位。如果新郎有西服背心或领结,也要穿戴起来。男子的结婚礼服通常选用粗犷的颜色,如蓝色、绿色或者酒红色,到了19世纪下半叶,新郎礼服逐渐演化为黑色或海军蓝的外套、灰色长裤、白色背心和领结的固定模式。

  几十年过去,男性的结婚礼服发展缓慢,到20世纪30年代,新郎婚服采用的是无尾礼服,在北美叫做tuxedo,过去人们认为这种衣服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穿的。(1866年,烟草大亨之子格里斯沃德·罗利拉德身穿一件黑色无尾礼服——是按照威尔士亲王的衣服样式仿制的——出席纽约的tuxedo公园乡村俱乐部的秋季舞会,震惊了全场宾客,从此这种式样的衣服开始流行,北美人也因此叫它tuxedo)。如果新郎没钱买这种衣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穿一套黑色西装代替。20世纪中期,无尾礼服租借业务的推出帮助婚礼筹备削减了成本。

  虽然经历了美国内战的破坏,戈蒂斯还是推出了这张展示华丽昂贵的新娘礼服的广告,最右侧的新娘穿的婚纱受到维多利亚礼服的启发,装饰着橘子花和橘子叶。

  作于1850年前后。年轻的新娘站在画室道具旁摆姿势,她头上的橘子花可能是真的。

  1940年,作者的父母玛尼和比尔·阿伯特婚礼结束后站在多伦多大学哈特建筑楼的门口。哈特大楼里的礼拜堂是允许女性进入的,但其他地方则不允许。当时是提倡简朴的战争期间,所以玛尼选了一件剪裁考究的套装作为结婚礼服。一年后,她从法律学院毕业,与比尔正式结婚。

  凡·代克的神秘画作征服艺术世界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婚礼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婚姻生活的高潮事件。由于婚礼传统与爱情、浪漫、色情和永恒等主题逐渐变得密不可分,所以植根于爱情的婚姻也在随之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