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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婚姻与生命礼仪

《婚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伊丽莎白•阿伯特

  作为赌注的婚姻

  19世纪20年代末,卡洛琳·谢立丹被正式引见进入伦敦上流社会。在阿尔马克聚会大厅中跳舞、调情和闲聊之余,她从未忘记自己的任务:在“一个社交季节”的时限内找到一位丈夫。卡洛琳似乎有大把的觅夫机会。她是阿尔马克初登社交舞台的12位最漂亮的女性之一,因其美貌和出身,卡洛琳和她的姐妹——海伦和乔治安娜——被誉为“天之骄女”。她们住在汉普顿宫中一套优雅富丽的公寓中,这是人们为了纪念其祖父、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立丹而送给她们家族的礼物。

  三姐妹在择偶方面可算是孤注一掷,父亲早亡,母亲靠一小笔抚恤金独自抚养四子三女。嫁得好似乎是她们的唯一出路。由于没有嫁妆,她们不得不依靠个人品质胜出:海伦有魅力,卡洛琳有智慧,乔治安娜则是个大美人。除此之外,还要遵循当时社会的风俗安排婚事:必须按照年龄大小决定姐妹的结婚次序,不能打乱。这意味着海伦和卡洛琳在拒绝别人求婚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这样做会对小妹乔治安娜的婚事产生何种影响,美丽的乔治安娜已经成为不少单身汉的追求对象。

  海伦首先做出让步,她虽然不爱普赖斯·布莱克伍德上尉,但还是与他结了婚。布莱克伍德是爱尔兰贵族杜福林勋爵的继承人。虽然海伦没有嫁妆而且他的家人也反对这门婚事,他却丝毫不以为意,因为他非常爱她,而且不久海伦也爱上了他。然而,在第一个“社交季节”内,并没有人向老二卡洛琳求婚,也许因为她太过机智自信的缘故,因此,接受令人尊敬的乔治·诺顿对她的追求就成了当务之急。诺顿是格兰特利勋爵的兄弟,自卡洛琳16岁起就倾心于她。她母亲曾经建议诺顿等到卡洛琳年满18岁进入社交圈再向她求婚,他做到了这一点并且再次向卡洛琳求婚。

  1813年乔治?克鲁克山素描作品。俄国大使夫人列文女伯爵正在上流社交俱乐部“阿

  尔马克”跳舞。阿尔马克被认为是最好的社会精英婚姻市场。

  当时卡洛琳已经进入她的“第二社交季”,由于担心自己“孤独终老”并且为母亲的哀求所打动,她带着疑虑接受了诺顿的求婚,因为这桩婚事显然会为她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她勉强同意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她从未宣称自己爱他;这是为了某些特定的好处——也是为了避免陷入不幸的境地”。1827年6月30日,19岁的卡洛琳和26岁的乔治·诺顿结婚,结果终其一生都陷在饱受虐待的婚姻和缺少法律协助的境地中。“社交季节”好比英格兰女性的成人礼,卡洛琳由于在两个社交季内没有吸引到追求者,(错误地)冒险接受了唯一的求婚请求,因为——她认为——这桩婚事会为她带来经济保障并且让她的妹妹乔治安娜自由接受别人的追求。

  对配偶双方来说,婚姻是迫使他们走进人生新阶段的一桩严肃生意。大多数社会都会用成人礼的方式帮助青年男女告别童年,做好成为妻子或丈夫的准备,迎接未来生活。作为性成熟的标志,月经初潮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庆祝的生命礼仪。例如,很多北美土著部落会让初潮的女孩住在一间小木屋中,由母亲照顾她们并且告诉她们做女人需要注意什么。

  成人礼对胆量、勇气或技能的推崇常会促使青春期的男孩进入人生的下个阶段。如放血、文身或割礼等仪式会让男孩像个“男子汉”那样体验疼痛——换言之就是一声不吭。割礼不仅意味着性成熟,还巩固了男性间的情谊,是男孩与年轻男人的分界线。其他成人礼,如美洲土著的“灵境追寻”仪式,会把年轻男子(有时是女子)送到自然环境中独处,等待超自然的力量指引他们的未来。

  古罗马的成人仪式上,男孩会脱下象征儿童的紫边长袍,换上象征罗马成年男性的纯白色长袍。他还要向自己的“布拉”(bulla)——一种里面装着护身符的吊坠——和家庭守护神“拉列斯”(lares)献祭,然后前往当地广场,在那里宣誓成为罗马公民。一般是由父亲来决定成人礼举行的时间,通常是儿子年满14岁到16岁,身体发育成熟,达到参军标准的时候。之后,新的罗马公民会受训一年,由其父亲选择一位杰出的公民或军人作为他们的老师。在欧洲和欧洲移民为主的北美国家,“穿马裤仪式”——给年满六岁或七岁的男孩穿上马裤或裤子——是一种重要的生命礼仪,象征着“幼儿期”的结束。仪式完成之后,父亲会更多地负责儿子的教育或训练,包括安排学校、延请教师或者进行个人指导等等,让孩子明白他们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宗教中的成人礼,如基督教新教的坚信礼、犹太教的男孩受戒礼和(始于1922年的)女孩成人礼都是强调对信仰的忠诚和理论的掌握,表明参加者的宗教和社会角色的成熟,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这种成熟体现在法律方面,即达到了法律允许的性活动年龄,已经可以分担父母的责任。

  虽然成人礼是成熟的标志,父母和其他已婚的成年人仍然是子女生活的指导者。从幼年起,女孩就“帮助”母亲做家务,如烹调和烘焙,清扫和擦洗,修理、织补和缝纫,照料农作物、家禽、小动物和年纪更小的孩子等。她们陪同母亲去市场,提供帮助或者看她们买卖物品。她们的兄弟则需要学习如何成为男人,帮助父亲做事,为成年和之后的婚姻生活做准备。贵族阶层的女孩学习的则是不同的技能:英文读写、足以计算家庭账目

  的数学知识,甚至还要理解或者亲自经营实业。父母也期望她们管理家庭和房产,包括监督仆役、精通缝纫、纺织、草药和弹奏乐器(如鲁特琴)等,还要保持天真纯洁。

  但是女孩最基本的技能之一是通过观察母亲和其他家庭中的成年女性学来的,即服从她的男性亲属,包括兄弟在内,但又不是完全顺服,历史学家J.芭芭拉·哈里斯称之为“从属地位”,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的矛盾角色。除了学习拉丁语之外,女孩们可能还要了解法律术语和商务事宜,如土地买卖、庄园账目、法律案卷,还有加强对男性的依靠等。

  除了让他们学习如何做父母,社会上还有其他一些更为直接的方式传授年轻人婚姻之道,例如仪式性的故事讲述。书籍,特别是神圣文献更是包含许多规矩。在欧洲和北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以及解经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婚姻指南,它们规定在父系为主的家庭内,丈夫应该尊重妻子,妻子应该顺从丈夫,正如《创世纪》所认为的,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的。例如《圣经》中有这样一段明确表述:“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弗所书》5:22-24)与此同时,一位好妻子“价值胜过珍珠”,是丈夫一生的倚靠(《箴言》31:10-11)。

  弗米尔家的小姐坐在小钢琴前,摄于1673年。演奏小钢琴和其他乐器是贵族女性一项重要的技能。

  符合《圣经》的理想婚姻模式是一夫一妻制(虽然《旧约》里面有很多人物都是一夫多妻的)和终生不离不弃(虽然离婚的确存在),夫妻间性行为的目的是繁衍后代和表达彼此的爱情,妻子只能和丈夫发生性关系,而丈夫可能还和小妾们做爱。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由婚姻维系的经济和家庭单位是组成社会的核心。《圣经》中所谓“才德的妇人”既能入得厨房,又能外出赚钱,增加家庭财富,作为乡间别墅女主人和企业家的混合体,“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作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才德兼备的妻子很少休息;纺织缝补的时候,“她的灯终夜不灭”,“她作细麻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她心地慈善,接济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她得到的奖赏是儿女起来称她有福,丈夫也称赞她超过其他妇女(《箴言》31:13-29)。此类婚姻指南大部分集中出现在宗教文献及其释义里面,词句简明,大众容易理解,但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会出现极为不同的意思,表现出作者态度的变化。虽然以对理想婚姻的描述居多,但有时也会为解决现实中的婚姻问题提供建议。

  14世纪的意大利出现的一份“指南”建议新娘压抑和放弃新郎不喜欢的所有她个人的品位、兴趣和习惯,包括坦率直言和好奇心。弗兰西斯科·巴巴罗的《妻子的职责》影响很大,出版于1415年,该书认为幸福的婚姻是妻子的顺从和丈夫的控制相结合的产物。这样的观点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作者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女性用嫁妆取悦女儿(与儿子相比)挑战了父权社会权威的担心。

  1523年,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对话体著作《婚姻》指出,如果丈夫酗酒又长期暴力虐待妻子,而同时丈夫的继母痛恨自己的儿媳,那么这对妻子来说无异于最恐怖的事情,特别是当时还没有离婚这种事物的存在。伊拉斯谟建议这位妻子克制自己想要把夜壶倒在丈夫头上的冲动(显然不是所有女人都会克制住这样的想法),利用自己的性魅力把粗暴的丈夫善良的一面挖掘出来,无论这点善良是多么的渺小。

  1500年到1700年间,虽然认为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权是上帝赋予的,婚姻指南式的宗教文献给德国、英国和北美已婚妇女带来的益处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配偶关系向着平等发展。在广为传播的《家庭管理的神圣形式》一书中,清教徒牧师约翰·多德和罗伯特·弗劝导夫妻相爱,丈夫善用其智慧和约束力,妻子则要谨记她们的诸多责任:家务、不浪费家庭资金、少说话、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男人必须赚钱养家、购买需要的物品、管理业务、充当家庭的发言人。“丈夫的职责是管理一切,而妻子则为一切记账,”他们这样建议。多德和克里弗还想象了一下懒散或愚蠢的妻子以及缺乏丈夫管束、爱好复仇的妻子会给家庭带来怎样的破坏。

  德高望重的牧师威廉·高治曾经强调,因为女性比男性软弱,所以应该服从丈夫,但是同时两人也要相互商量。“一个家庭中,妻子是所有地位低下的成员中最有能力的,因此要排在第一位”,他以安抚的语气写道。然而,“论到圣灵所要求的应当顺服的人中,妻子又是地位最低下的”。

  还有一些论及婚姻的流行随笔公开指责所谓为人妻者的常见行为:大笑、调情、穿戴不得体、随便插嘴、阅读不好的书、吃得太多,甚至在没有丈夫的许可时阅读信件。一位16世纪的畅销书作家认为,理想的妻子应该一大清早就跳下床“开始做家务,甚至来不及梳头发和穿袜子,她的袖子卷起,光着胳膊,赶着仆人去干活,帮助孩子穿衣服。看她洗衣服、洗床单、筛面粉、做面包、打扫房间、添灯油、准备午饭,然后拿起针线活……是一种享受。我不认为那些什么都不干,午夜睡觉、中午起床,整晚讲着肮脏故事的女人是什么好妻子”。

  16世纪一出关于结婚的戏剧高度赞扬了所谓农民的理想妻子:知道如何生火、擦洗水壶和平底锅、做好吃的面条、磨谷子、喂养牲畜、把猪牵到集市上出售,当然还要精通买卖之道。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布道和著作塑造了从宗教改革开始直至今日婚姻与家庭生活发展的基础。他的巨大影响力和(当时)引起争议的与前修女卡特琳娜·冯·博拉的婚姻使人们对其私人生活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兴趣,并且引发了大量路德时代文学作品的产生。除了路德本人的海量著作,《桌边谈话》——经常与他一起进餐的客人的回忆录(“把这个记下来!”他当时也许是这么对客人们说的——这本书为其仰慕者和贬低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前修女的婚姻生活记录仍可算是一种重要的、令人乐于阅读的婚姻指南。

  《桌边谈话》并未提出什么惊人发现,只是单纯描述两位智者和大忙人(他们看起来与平常的男女也没有什么不同)之间的关系。路德尊重和信任卡特琳娜,但是也会批评她吃饭时说话太多——她受过良好教育、讲拉丁语、喜欢参与男人们的激烈讨论——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路德也认为女人没有男人理性。他指出,女人的宽屁股说明她们的职责是生孩子,所以女孩不用接受太多教育,她们只需搞好家务,做个尽责的母亲。男女的不同职责是上帝规定的,丈夫赚钱养家、妻子操持家务是天经地义。

  不过,《桌边谈话》也指出,路德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些所谓的“原则”。首先,路德把大部分赚钱养家的工作指派给了卡特琳娜,她每天早晨四点就要起来管理作为家庭住房和寄宿公寓的布莱克修道院,还要照料酿酒作坊、马厩和几个花园,其中一处园子位于城郊。卡特琳娜还要巡视路德家族的农场。

  尽管卡特琳娜把夫妻二人的经济来源管理得很好,路德还是保留着作为丈夫的最终控制权:“在家里,我把管理权让给你,只保留我自己的权力,”他告诉她,“因为女人不会成为好的统治者,所以上帝让亚当成为万物之主,统治所有活物。当夏娃说服亚当相信他是高于上帝的主宰时,他就滥用了自己的权力,这都是你们女人的错……”

  萨拉·佩宁顿夫人的著作《一位不幸母亲的建议》(1761年)相当受欢迎并曾多次重印。这本书描述了女人需要面对的各种难以处理的关系并教给她们如何处理。作者问,如果你的丈夫特别喜欢抱怨,只有批评别人的时候才高兴,你该怎么做?回答是:记得你的责任和对爱情、荣誉、服从的承诺。她还加了一条说明:如果你的丈夫要求你做出不符基督徒身份的举动,那么你的责任是不服从他。如佩宁顿夫人一样,维多利亚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指南侧重于利用策略解决婚姻问题。

  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婚姻指南描绘了许多悲惨婚姻的警世画面。虽然很多夫妻都有共同语言,但是还有一些婚姻是“不般配的结合……只有法律的维系,而心与心之间则因仇恨而远离”。一本美国人1871年写的书认为“现代”妇女是这样的:“带着一个大驼背、三块大肥肉和一团乱糟糟的衣服褶子,拖着裙子从这边走到那边,头上顶着可怕的巨型假发……商店橱窗告诉我们,她们的衣服里面充满各种衬垫、撑圈和弹簧……一个男人怎么能爱上这种复杂、扭曲、刻板、滑稽、虚伪、假清高、朝三暮四的混合体?”

  “北美婚姻咨询之父”保罗·波普诺在《现代婚姻手册》(1925年)中指出,男人也是同样的令人讨厌:“很多男人都顶着一张粉刺脸、胸无点墨、油滑谄媚、臃肿肥胖,饱受便秘之苦,终日浸泡在尼古丁之中,身上甚至还携带着淋病细菌!无怪乎好女孩轻看他们,不愿与这种人共度一生或者害怕生出这样的孩子。”(作为优生学专家,波普诺相信黑人是次等种族,他反对异族通婚,认为应该为了社会福祉规范人类的繁殖行为。他还是《女性家庭期刊》“这样的婚姻还有救吗?”专栏的作者。该专栏相当受欢迎,是个长寿栏目,其内容取材于真实事件。)

  在《夏娃之女:少女、妻子与母亲的常识》(1882年)一书中,玛丽恩?哈兰德从一位新婚不久、幻想破灭的女性(她刚结婚就要忍受各种不公,包括丈夫的不忠)的视角出发,指出“压在你身上的沉重十字架”是女性不得不背负的“罪孽”,“因为她们必须背负!”。她认为,经过婚姻的磨难与试炼,女人必须记住:宁可失去丈夫的爱慕,也不要失去他的尊重。

  20世纪初期,塞万努斯·斯塔尔斯博士在《年轻妻子须知》和《年轻丈夫须知》中强调夫妻共同兴趣爱好的重要性,他建议最好在婚前进行一次露营旅行来测试双方是否适合。负责家务的母亲和赚钱养家的父亲组成的是完整的家庭,每种性别都有各自的长处。关键是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克制:性生活不要过度;不要生太多孩子;不要穿过分的服装,例如紧身胸衣或高跟鞋。

  文学作品中的小说以虚构的形式切近地描绘出婚姻的画像,到19世纪20年代,小说已经取代各种手册成为大众欢迎的婚姻指南。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发展更是提供了许多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婚姻故事。历史学家朱迪斯?罗博瑟姆在《好女孩成为好妻子》一书中指出,这些故事令读者阅后不禁感慨:“感谢上帝没有让我遇到这种事”、“说得多么像我的妻子啊”,等等。小说无处不在的影响使得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在他的《家庭指南》一书中建议母亲们不要让女儿阅读小说,因为这样会鼓励她们相信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幸福,从而弱化其道德秉性。在美国,以虔诚著称的丹尼尔·魏斯、《年轻女士的顾问》(1857)一书作者讥讽地评论道:“很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是通过病态的小说、夸张的戏剧表演和轻浮的对话形成的。”

  嫁妆箱与进入社交圈

  大多数西欧和北美的女孩都盼望结婚,而且在婚姻方面深受各种文学作品的影响。她们需要在了解本国婚姻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亲属会帮助她们准备一只“嫁妆箱”(hopechest,“希望的箱子”)。“嫁妆箱”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找到理想的丈夫。嫁妆箱是个坚固的盒子——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一只抽屉或者衣柜的一部分——专供存放亚麻衣料和银器等基本的家庭用品。嫁妆箱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段时间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都有这么一只嫁妆箱。

  直到最近几十年,嫁妆箱在北美家庭中还是相当普遍。1967年,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有38%的家庭为女儿备有嫁妆箱。“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者们总结道,“嫁妆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年轻女子待嫁的心情,从现实角度看又表现出她们对未来家庭生活未雨绸缪的考虑。”从生日时积攒的勺子、圣诞用的茶杯、复活节枕套等物品可以看出成长中的女孩的价值观与期盼,让我们从家庭用品方面对其婚姻生活有所了解。

  特权阶级女子的嫁妆箱则有所不同,她们大部分希望寻觅与自己门当户对的配偶。工业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变得十分富有,他们甚至可以和贵族阶级联姻,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把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当的青年男女撮合到一起。年轻女子“进入社交圈”的仪式为这种撮合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这些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借着参加舞会、宴会和正式邀请的机会步入成人社会。在英国,圣詹姆斯宫的会客室是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的首选社交场所,此外还包括其他皇家宫殿、舞厅或者豪华饭店等。

  这些女子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跳舞、唱歌或者演奏乐器的场合,借机了解各种社交规则和风俗,顺便展示自己的外貌。当然,这些活动的效果都要受到其父母社会地位、名声、财富以及其本人会给自己的婚姻带来什么好处的影响。

  少女们有一个社交季的时间寻找丈夫,在英国是4月到8月,在北美通常是11月到次年1月。早在1748年的美国,费城就有59个家庭为年轻女孩们举行“跳舞聚会”,帮助她们进入社交圈并且找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女孩及其父母会非常失望。她仍然会结婚,但是由于每个社交季节都有新人到来,她会降低择偶标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估价也会打折扣。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十多岁的女孩从学校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交圈,在那里寻找并取悦心仪的情郎,然后与之结婚,把余生奉献给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从无数女子的日记来看,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虽然她们进入了社交圈,穿着时髦的衣服展示自己的教养和容貌,但是“她们明显表现出对进入人生下个阶段——寻找丈夫——的抗拒”,历史学家安雅?加布尔在《斯嘉丽的姐妹》中写道。

  上述抗拒者中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佩妮洛佩?斯金纳,为了避免结婚,她先和人调情并吸引他们,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拒绝那些追求者:在三年的时间里,她赶走了30位追求者。华盛顿特区的劳拉?沃尔特拒绝了三次求婚,她说:“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和大部分条件优越的女孩一样,佩妮洛佩和劳拉最后都结了婚,不过在婚前的许多年中她们度过了一段自由的“待字闺中”的欢乐时光。

  佩妮洛佩最终爱上并嫁给了托马斯·沃伦。他是一位医生,经常因工作关系出国,所以,她经常遭受孤独的折磨:“除了悲戚哀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年轻的朋友可以陪伴左右,”她抱怨道,“与你们分离让我如生病一样痛苦——它成功地控制了我——让我变得尽可能地温驯。”劳拉和托马斯?兰德尔结了婚,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家(“我的心在颤抖……它已经死了……因为这件事我杀死了自己”)——和丈夫搬到了佛罗里达。

  华盛顿特区潮汐湾畔,初入社交圈的少女。

  1916年,身穿专门设计的晚礼服的兴高采烈的女孩。

  1923年,初入社交圈的少女,她们似乎准备参加舞会彩排(节目包括“查尔斯顿舞”),钢琴师正在弹奏流行的曲子。

  佩妮洛佩·沃伦很快就怀孕了,她立刻把精力转移到照顾自己上面: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的健康食谱、“宽松的”服装,还有“烦人”但“不是特别令人痛苦”的痔疮,显然她的精神不错。1841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对生产的过于恐惧,不久她就死去了。

  劳拉·沃尔特·兰德尔没有因此死掉,但是,虽然有一位白人护士和几位黑人女奴照顾她,她还是被频繁的怀孕和养育婴儿弄得疲乏不堪:“我宣布,如果我的余生都要过这种日子,我宁愿——这就是我准备说的——躺下来死掉,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奴役——如果你的一生都耗在这上面的话!”劳拉对自己的婚姻和丈夫也不满意,她不再爱他了。“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我现在是‘他见过的最痛苦、可怜、一无是处的女人’。”

  比起爱情,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加看重金钱和地位,因此女子对婚姻的期待也有所不同。19世纪70年代,初入社交圈的少女爱丽丝·凯瑟琳·迈尔斯把自己在社交季节的择偶经历忠实地记录在日记中。因为人口众多,爱丽丝的家族无法给她太多进项,到了17岁,爱丽丝意识到只有利用人际关系和自己的美貌,嫁给一个每年至少有5000磅进项的有钱人才能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品位。当然,以她的条件,也配不上像年轻爱调情的亨利·查尔斯·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五代兰斯当侯爵,继承了英国和爱尔兰境内的14万英亩土地——那样的巨富,所以把心思用在这样的富人身上是浪费时间(玩世不恭的侯爵本人同样也不会把她放在心上)。爱丽丝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与哈莉艾特·伊芙斯·莱特小姐相比,“她是个相当美丽的女继承人……我猜她每年至少有4000磅的收入”。

  与本阶层的典型一样,爱丽丝执着于配偶的收入和财产。表兄在给她介绍对象时,都要“悄悄告诉她对方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例如这样耳语:“比尤蒂·坎贝尔,警卫队上尉,在北部拥有很大的庄园,每年进项两万磅:——比尤蒂上尉——迈尔斯小姐。”爱丽丝一度没有理睬其中一位追求者——萨缪尔爵士,“我之前确定他每年只收入4000磅”,这比她的最低标准还要低。

  爱丽丝狡黠地算计和追求着理想中的婚姻。但家庭无力提供足够的嫁妆给她带来很大的劣势,但是正因如此她才在个人素质的准备方面下了很多功夫。1869年底,21岁的爱丽丝锁定了一位合适的追求者:乔治·杜帕,33岁,牧场主,已在新西兰挣下一笔家业。虽然对两人的婚姻前景不抱过高的期望,但她相信乔治的财富会弥补两人年龄的差距以及所有不配的地方,不过真正要紧的是,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猎取一位有钱的新郎。